大兴安岭的艰难时光(2)

　　在抢运的三年间，该地区每年采伐的木材总量达到8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日常年份的两倍多。因为供应量急剧放大，此后，全国木材价格一路走低。

　　因为是抢运，承包者们希望争取好资源，这给当地的部分林业干部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因为木材的积压，放倒的木材不能及时变现，这反过来让林场给职工发不出工资。“林子砍的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子却越来越坏。”前哨林场的一位职工说，“一场大火把当官的烧发了，却把职工烧惨了。”

　　更糟的情况接踵而至。在1990年以后的7年间，因为供过于求，木材市场逐年滑坡，木材价格大幅下降，林区工人的欠薪情况日趋严重；与此同时，大兴安岭好的林木资源越来越少，有些林木即使采下来，也卖不上价。

　　“天保”十年

　　1997年，大兴安岭的林木可采蓄积量由开发时的5.7亿立方米下降到1.7亿立方米；林业集团亏损1.2亿元，欠工人工资4亿元，外欠债务20多亿元。大兴安岭风光不再，陷入了资源危机和企业危困的“双危”境地。

　　在林木资源渐近枯竭的情况下，习惯于砍树吃饭的林区人并没有找到其他出路。大兴安岭没有大工业，也没有大企业，即便是一个林场有胶合板厂、筷子厂或者家具厂，也是小打小闹，靠林吃饭。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些一直附着在大国企身上的集体企业，此时早已濒临破产；在“双危”的夹击下，林区的大批职工开始下岗。

　　“当时，54万大兴安岭人面临如何活下去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砍树。”左方副主任回忆说，“林区资源的保护变得更加艰难。”

　　1998年，按照国家林业局的部署，大兴安岭开始试点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两年以后，覆盖全国主要林区的天保工程(2000—2010)正式启动。从2000年开始，国家财政每年拨付给大兴安岭地区的天保工程资金有5亿—7亿元，除了支付林区7万名在职职工的工资外，这些资金还包括林区在管护、防火、建设等方面所需费用。

　　天保工程资金的另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弥补历史欠账。林区多年来拖欠的工资逐步清偿，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也借此得以解决。林区多年来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事业上形成的历史欠账，也得到部分补充；这其中，加格达奇到漠河的高标准公路，加格达奇的城市建设，就被当地干部视为天保工程资金投入的典范。

　　从90年代初开始，就有大批的大兴安岭人离开林区，到外边自谋生路。“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到处都可以看到大兴安岭人。”离休干部张福江说，“尤其是海边城市，是大兴安岭人的最爱。”

　　1993至1997年，是大兴安岭最为艰难的阶段，第二次居民外迁潮随之到来。此后，因为天保资金的投入，大兴安岭的外迁人数趋于平稳。

　　大兴安岭到底外迁了多少人，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具体的数据。“反正这些年，考上学的，有能力的，有亲属的，有关系的，有钱的，都走了。”在林区的各个场站，记者都能看到废弃不用的职工住房，有些密林深处的场站，成排的住房被遗弃。在地区首府加格达奇镇，每平方米新盖楼房的价格不到1200元。因为远离内陆和气候严寒，楼房造价高，以这个价格出售新楼盘，开发商根本赚不到钱。

　　大兴安岭或许是中国气候最为恶劣的地方之一，这里属高寒区域，冬天长达七八个月，夏天4个月，冬夏温差可达80度，几乎没有春天和秋天。因为只有90天的生长期，加之土壤瘠薄，这里能够生长的只有土豆和黄豆两种农作物。天气冷、条件差、产业单一，成了那些非林人群离开家园的主要原因。

　　也有无法离开的，河东林场63岁的王在坤老人就是一例。1990年，林场完成了抢运“火烧木”的会战，此后，这个被大火重创的林场将工作的重心转向了造林。然而造林并不能养活林场职工，此后几年，生活艰难的河东林场把目光投向了150公里外的富克山。

　　2002年，在自己原有作业区多年无所作为的河东林场开始整体搬迁到漠河镇，但退休在家的王在坤老人却没跟随林场下山。在河东林场300多户住房的废墟中间，王在坤老人和其他两户人家选择了坚守。“如果也搬到镇上，房子要自己买，我买不起。再说，我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想改变。”

　　王在坤有三个孩子，现在都在外地。林场搬迁后，这里就没了电，没了自来水，没了班车。除了收音机，家里再没有其他电器，老人靠着每月900多元的退休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天保工程实施后，大兴安岭调低了木材产量。2002年，大兴安岭制定了接续产业战略，提出了在保证生态效益的前提下发展地方特色经济。除了发展林木产品的精深加工、林下资源开发两大产业，林区还先后介入了生物制药、生态旅游和特种养殖业。

　　2006年，大兴安岭在本地区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六大接续产业，除了上述五大，矿业开发被寄予重望。大兴安岭拥有煤、铁、铅、锌、铜等多种矿产资源，左方副主任认为，因为该地区资源丰富，加之储量潜力巨大，所以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或许会成为大兴安岭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爆发点。

　　三十年的角落时光

　　2006年，与大兴安岭一水相连的小兴安岭开始试点国有林权改革。这一年的4月29日，34岁的伊春市乌马河林业局职工蒋永彬，在一次性缴清62901元后，将9.3公顷国有森林正式划到了自己的名下。他的这次竞买行为，被伊春林管局称为“林改第一槌”。

　　2007年10月，当蒋永彬在自家的林地中计算再过一二十年就将获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投资收益的时候，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中学的王老师却在为自己的工资终于能与地方同类人员“平起平坐”而高兴。

　　“我们这些企办中小学教师，多少年来一直执行林业企业职工工资标准，而不是黑龙江省的教师工资标准。”王老师说，“现在，总算实现了同工同酬。”

　　在大兴安岭，任何一项改革似乎都比外地来得慢：公务员一直拿着企业的工资，高寒地区享受不到高寒补贴。“我们这里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漠河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抱怨说，“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计划经济的年代。”

　　1980年，大兴安岭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大兴安岭行政公署，成为黑龙江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两年后，大兴安岭林管局企业管理体制(计划、财务)单独运作，仍直属林业部，与行政公署合署办公。此后，中国开始尝试首轮国企改革。

　　80年代后期，大兴安岭林管局也实施过放权让利等改革措施，但随着1987年大火过后的会战，改革停滞。

　　1991年，国务院确定大兴安岭林管局为全国首批55家企业集团之一。大兴安岭随之启动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1994年，林管局启动了建立现代劳动、用工、分配等制度的企业改革，并开始“推行全员聘用制，干部能上能下，工资可高可低”。与此同时，他们尝试将政企分开。

　　隶属于该地区的新林区，是政企分开的模范。当时，新林区不但实现了区、局各自挂牌，而且除了局长兼任区长以外，下面人员都进行了政企分开。但这种体制在艰难运行了两年以后，随着区长的升迁，模范区重回政企合一的老路。

　　漠河教育系统的改革也经历了这样的轮回。实施政企分开后，原来隶属于图强林业局的教育局，划归漠河县教育局主管，但漠河县教育局是由西林吉林业局主管的，而西林吉林业局在行政级别上又与图强林业局平级，所以最后这次改革只好不了了之。

　　1996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大兴安岭林业集团成立。因为现实所迫，国家林业局希望通过政企分开，为林业集团的发展减轻负担，然而，黑龙江省却因为解决不了人员分流、富余人员安置、政府支出等一系列问题，迟迟不愿接盘。

　　1998年天保工程实施后，大兴安岭的现实压力得以缓解，持续了4年多的改革动力似乎借此消散，“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政企合一制度，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政企不分，过去不利于林业的生产，现在则不利于天然林资源的保护。”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耿玉德教授说。

　　虽然在过去的多次体制改革中，大兴安岭都曾积极参与，“但事实上，那些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很少有针对大兴安岭制定的，这导致它的诸多改革，大多是‘套’用某个政策。”黑龙江省社科院的一位学者认为，大兴安岭套用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政企分开的改革，结果没有成效；之后，大兴安岭与“国企三年脱困”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惠政策擦肩而过；而现在，大兴安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也是套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结果。

　　“我们的改革好像把它给忘了。”在这位学者眼里，大兴安岭三十年的时光宛如一日。

　　2010年

　　按照规划，到2010年，大兴安岭所有的原木必须经过深加工后才能获准外运出售。这意味着，该地的林木深加工企业必须在未来的三年中成倍地提升加工能力，才能吃掉每年采伐的100多万立方米原木。

　　90年代，该地林业局自办企业颇多，但不论是造纸、板材，还是家具、活性炭，几年下来，几乎是开什么厂，亏什么厂。今天，大兴安岭的几家大型林木加工企业都是民营。有些企业表示，扩大生产能力没问题，但考虑到高昂的运输成本，扩大生产规模面临较大的风险。

　　2010年也是天保工程结束的年份，到那时，大兴安岭会凭借六大接续产业赢得更好的生存机会吗？在接受记者采访的18个人中，有3个人相信，他们中两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离休干部。

　　至于大兴安岭最为看好的矿产开发产业，在东北林业大学的耿玉德教授看来，也不乐观。“地下矿藏首先属于国家；再说，在大兴安岭地区开矿或者进行冶炼，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环境破坏和污染的问题。”他说，“大兴安岭是国家的重点林区，其生态环境功能是国家死保的底线。”

　　在西林吉林业局的区域内，现在惟有富克山一地尚有可供采伐的林木资源。“其实也没多少了。”老孙说，虽然上面批下这块作业区才几年，但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因为林业局的资源匮乏，就有作业队在富克山上偷采了。

　　现在，西林吉旗下的五大林场，都在富克山作业，“我估计，再有两三年，富克山上也没林可采了。”老孙说，整个西林吉林场有五六千人，在3000多上班的工人中，有2000人在富克山，其余1000人趁着黑龙江封冻期，跨江远赴俄罗斯林区作业去了。

　　事实上，西林吉的资源枯竭状况并非个案，在大兴安岭所属的14个林业局中，除了被划作自然保护区的，其余林业局的林木资源状况也与西林吉相似。在加格达奇通往漠河、行程为9个小时的火车上，放眼望去，森林里能见到的只有手腕粗的新生树木。

　　三年以后，是坚守，还是离开？

　　当我们要大兴安岭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乐观的消息正在这片古老的林区中口口相传——

　　你还没听说吗，大兴安岭的天保工程要延长7年……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