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杰

　　在当地人看来，大兴安岭长达250天的冬季里，现在才堪称真正的冬天。

　　2008年元旦以来，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县的最低气温一度达到零下46度。1月16日，17点刚过，看到街上已没有几人，在露天市场的雪地上站了一天的老郭决定收摊，准备回家吃晚饭。“今天只卖了二斤榛子，赚了不到十块钱。”老郭一边跺脚一边收摊儿，“天这么冷，谁乐意出来买东西。”

　　虽然也是林区，但老郭卖的榛子、松子，都不是本地林区自产。“榛子是美国的，松子是小兴安岭的。”老郭是森林坚果的行家，“大兴安岭没有红松，所以不产松子。”从16岁进山伐木，到46岁下岗回家自谋生路，老郭一直是这个国有林区 “大集体”编制的工人。因为不属于国企在编职工，所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林业艰难时，老郭成了第一批下岗出局的伐木工。

　　此时此刻，在漠河县东南100多公里的富克山中，老孙和他的六个工人正在探照灯的帮助下，紧张地装运木材。“因为(到县里的储木场)运距太远，白天伐倒的木头到夜里7点才能运完。”老孙说，“能多干点儿就得多干点儿，咱们就靠这几个月呢。”

　　20年前，“5·6”特大森林火灾让这片原始林区同时成为5个林场的主采伐作业区；10年前，“天保工程”从包括这里的大兴安岭开始试点。然而，时至今日，富克山仍然没有常住人口，没有标准公路，没有移动信号。

　　老孙一伙人挤住在一个近20平方米的塑料棚子里，棚子是在密林中临时搭建的，通铺、厨房、餐厅、储物间一拥而入，棚前是一垛烧火用的木段，棚后10米远则是一个1平方米见方的塑料围子——厕所。在4个多月的主采伐作业期间，从早上5点到晚上7点半，身为工头的老孙和工人们一样，每天只有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会走进这个温暖的家。

　　进入寒冷的冬季，当东北大多数农民选择在暖屋热炕上“猫冬”的时候，林区工人的生产旺季才刚刚开始。“气温还会下降，山里的最低温度下降到零下50oC以下，很平常。”老孙说，塑料棚是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那之前，他们上山伐木住在木制窝棚或地窖里。

　　一个完美计划的夭折

　　大兴安岭是中国地域最北、面积最大的国有林区，总面积8.46万平方公里。在这块大小与奥地利国土面积相当的土地上，有林面积达到730万公顷，林木蓄积量超过5亿立方米，占全国总蓄积量的7.8%。从1964年2月开发到现在，大兴安岭累计向全国贡献的商品木材近11亿立方米。不仅如此，生活在东北三省的人们或许还不知道，森林覆盖率高达78.6%的大兴安岭，每年创造的生态效益高达1100多亿元。

　　但这个绿色宝库，在开发前一直是林业职工的禁地。日本人侵略东北期间，他们也曾采伐过一部分沿江两岸的优质林木，然后通过黑龙江放排运出。东北解放后，因为顺江水运木材的运力有限，所以国家希望能从陆路挺进这片原始林区。

　　1956年、1958年，国家曾先后两次大规模地派林业职工进入大兴安岭，开发原始林区，后来都因自然条件太过恶劣而宣告失败。“大兴安岭的突出特点就是冷。”大兴安岭地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于长海说，“当年开发时，白菜冻得像石头，想吃要用斧头劈；冬天背水用麻袋，五月六月吃干菜。虽然现在偶尔也有零下50度的时候，但这和原来相比，差得远啦！”

　　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在依靠公路无法立足林区的情况下，1964年2月，中央批准了《关于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决定由林业职工和铁道兵部队共同开发大兴安岭；同年，大兴安岭特区成立。到1966年，铁道兵建成了贯穿大兴安岭原始林区225公里的铁路干线，火车也随之从加格达奇开到了塔河，林业职工第一次在林区站稳了脚跟。

　　当年大兴安岭的林木总蓄积量评估为7亿立方米，按照这一数据，根据小兴安岭 (伊春，1949年即大规模开发)的开发经验，大兴安岭制定了这样的开发计划：每年开发100万立方米，然后原地补种、抚育新林，这样连续开采70年，待原始森林资源枯竭后，70年前第一批人工抚育成林的小树，也已成长为同样蓄积量的可再伐林木。如此往复，生生不息。

　　这个完美的计划还没开始执行，就被“铺上铁路，拿下木头，支援国家建设”的口号湮没了。在“采伐才是首要任务”的思想指导下，原计划年采100万立方米原材的生产能力，被逐渐提升到300多万立方米；开发者们学习前苏联的“捷伐”模式，对原始林区实施的是“剃光头”的作业手法，在采伐了大树的同时，也毁掉了小树；与此同时，林区工人为了抢任务，开始习惯于“人跟林走”的“会战”生产方式，一个伐区干上一两年就转场，而且只采不育。至此，“原地补种、抚育新林”的计划落空。

　　多年以后，随着野生小树的缓慢生长，林区人发现，即便是及时抚育了新林，在90天短暂的生长期和与小兴安岭相比极为贫瘠的土地的双重作用力下，该地区“70年一轮回”的永续经营计划依旧会落空。

　　“1964年栽下的樟子松，到现在根部才30厘米粗。”大兴安岭离休干部刘景坤老先生说，“按这样的生长速度，百年成树已算大功。”

　　十万多人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会战”，一直持续到1980年以后。此时，大兴安岭南坡的林木越来越少，为了拿到更多的木头，林业职工在深入已开采林区腹地的同时，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大兴安岭北坡。

　　1987年

　　地处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就在大兴安岭的北坡。为了开发漠河的林木资源，1981年，国家批准该地建县，并与西林吉林业局政企合一。此后，西林吉林业局下属的5个林场 (河湾、河东、前哨、古莲、金沟)开始兴建，一段光辉岁月就此展开。

　　1981年，河东林场成立。因为当时原始森林的林木蓄积量情况乐观，按照永续利用的原则，河东林场制定了一个60年的开发计划。

　　“那时候林场职工就业好，工资还高。”河东林场老职工王在坤老人说，路边就是原始森林，从伐木点到储木场，最近的距离只有四五公里远，不像现在，动辄就七八十公里，上百公里。像其他林场一样，河东林场此时职工最多，住户达到300多家。

　　那场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森林大火，彻底终止了河东林场延续了6年的好时光。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爆发。在烧毁漠河县城之后，火乘风势，分两路夹击了河东林场，几乎一夜之间，河东林场的大部分林地就遭到了大火的吞噬。而隶属于西林吉林业局的5个林场，无一幸免，均遭重创。

　　事后统计表明，“5·6”特大森林火灾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5亿多元。火灾烧毁了大兴安岭101万公顷的林业资源，其中，有林地受害面积占70%，大片树木被烧死的占41.2%；大量的幼中林被烧毁，荒山秃岭随处可见，该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76%下降到61%。

　　“5·6”大火共损毁9523.3万立方米的林木蓄积量。虽然这只相当于大兴安岭林木总蓄积量的一成半，但由于大火烧毁的西林吉、图强、阿木尔和塔河是当时大兴安岭北坡林木资源最好的4个林业局，因此，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大兴安岭的开发总周期比原计划缩短了一半还多。

　　“那场火灾是大兴安岭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大兴安岭发改委左方副主任说。

　　此后三年，按着国家林业局的指示，大兴安岭地区组织了大量的本地职工、外地人员以及现役军人，来抢运“火烧木”。

　　所谓“火烧木”，就是火烧区的树木。在该地火烧区，被严重烧毁的林地面积只占31%，中度和轻度的占48%，剩余两成多的面积为未烧区。

　　“本来，很多过火的林木都没有被烧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着火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临，很多树木都处在返青期间，就算被火燎了一下，其实也没大碍，能够正常生长。但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认为，火烧木即使能够存活下来，恐怕也会引起森林病虫害，因此建议抢运火烧木。”西林吉林业局的一位官员回忆说。

　　因为是抢运，所以火烧区的树木统统被砍倒。更有甚者，当时有很多外地人打着抢运“火烧木”的幌子，砍倒了并未过火的林子。

　　“当年没伐的火烧木，都活到了现在。今天看来，抢运火烧木的行动值得商榷。”该地区老干部局的一位退休官员指出，火灾和抢运，从经济角度看，是大兴安岭林木资源的两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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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