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俪文：在实践中慢慢摸索(2)

　　电影里有些慢镜头，有些跳跃的镜头，想着那么拍就那么拍了，无可解释，也没有刻意创新。“航拍”的一段，称不上是真正的航拍，用的是滑翔机而不是直升机，五百万的投资还不能那么个花钱法。翻车一段也不是真的“高科技”，朋友戏称“二维动画”，是假，似乎也没想着真，黑社会的面包车落水，老大不见了，一只猴子探头探脑地出来，也不是预设，演老大的尹力那天没来，他不乐意下水，临时租了猴子，有了老大变猴子的戏码。“再给猴子穿个跨栏背心就好了”，说到这马俪文也乐了。

　　“你觉得你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吗？”

　　“时有时无，放松点说点什么还行，有时很拘谨，不好意思，心想一段话都背了好多天了，怎么还这样，上不了台面。面对陌生群体会紧张。”虽然她说要有点娱乐精神，但跟她絮絮聊了半天得来的印象，她的形状仍然不是自然流畅地拼进“娱乐”的嘈杂热闹里，亦不是机灵搞怪。

　　马俪文总结《我叫刘跃进》，用的最多的一个说法就是“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看完就完了，也不用去深究什么，她自己拍完也就完了，如同交功课，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下一部要拍的《桃花运》怎么开机，《桃花运》本来应该是她的第三个电影，因为各种原因停了，剧本是她花了一年时间自己写出来的，做了不少采访——一个颇具魅力的小男人如何在一群情感缺失的女人之间游刃有余地骗钱骗色，被抓后这些女人还想方设法地捞他出来。这种是她喜欢和擅长拍的，就像当初看到张洁的小说时，立刻觉得自己能拍，于是开始四下找钱，那是她第一个电影。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拍摄过程听上去围追堵截，兵荒马乱，“懂人，不懂技术”，她说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只会给演员说戏，技术方面什么都不懂，在片场说得最多的是，怎么办啊。拍了四天的三批样片全部作废，制片人把胶片扔到她面前，抛下一句，一堆垃圾。美术出问题，摄影出问题，录音后期一听好多没有录上，电影的技术审查险些没有通过。“技术是排在人之后的第二位，但是不懂技术也不行。”非得实打实地趟过一遍，才知道电影是怎么拍的。“现在看那个片子发现有好多问题，但当时那个能力和状态，拍出来就是它了”。到了《我们俩》，已经圆润了不少，“第二部比第三部好，从容点，东西小好施展，环境也小人也少”。都说《我们俩》是她的个人经历，到现在似乎不承认也不行了，的确有经历和感情在里边——她在中戏的学生时代。

　　马俪文在中戏念的是导演，学院里教的东西还是有用的，上午艺术课，下午实践课，看高年级的汇报演出，去电影学院观摩，每天骑着叮叮当当的自行车穿过学校旁边的小巷子，氛围的影响对她有作用，从前都是杂着来的，七拼八凑，对电影的系统的认识从学校开始，不过拍电影却得是在实践里一点一点磨炼。她似乎不是那种典型的文艺分子，也不属于思辨型，但是动起手来稳定，有感情，有细节，有滋有味，下判断说道理的时候少，多数时间在讲故事，贯穿其间的是一种相当朴素踏实的价值观。

　　价值观，或者说看人看事的方式也一直在变，跟拍电影一样，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年纪越长越觉得拍电影是个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看到别人坚持某样东西有时也会自责，有时就让它过去了。

　　“你要说想开了，也不是，每个人都很渺小，我就是小船在大海里顺波逐流，把自己这点东西运回老家去。”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