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一个无人监管的电信市场

　　《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社会上对电信行业怨气还不小，我用人们又吃肉又骂娘来形容。现在的问题一方面如何使人们肉吃的更好，另一方面要研究人们为什么会骂娘。我认为人们骂娘的主要原因是电信市场缺乏监管。一是行政工商管理进不来，物价部门不过问，质检部门无责任，信息产业部无任务，其本身又无有一个监管会，不像电力部门有电监会、银行部门有银监会，电信市场监管属于真空。因此霸王条款、套餐忽悠、市场混乱，使人们感到信息不透明，付费和服务不对称，买卖双方权利不平等，人们有受制之感，有上当受骗之惑，有怨无处诉，只能骂娘，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蔡窻：发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

　　《文汇报》2007年8月12日

　　虽然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上持续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不仅是技工的短缺，而且是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但必须指出的是，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结构潜力仍然很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的特点，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因此，中国经济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和担心仍然过早，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产业结构应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因此，政府积极就业政策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发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把过去主要针对城镇就业和再就业的积极就业政策，扩展为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和保障政策，是面对新形势政府政策演变的必然方向。

　　施建淮：“汇率虚无论”是肤浅的认识

　　《南方周末》2007年8月16日

　　在汇改以前，“汇率至上论”曾经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包括国际著名学者，都强烈反对人民币升值，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陷入通货紧缩螺旋和流动性陷阱，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将恶化，出口将受到大幅度打击等等。但是当汇改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影响没有那么严重时，“汇率虚无论”的主张又开始流行，片面地认为我国贸易顺差居高不下的根源，出在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即中国储蓄率太低，与人民币汇率无关，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中国贸易不平衡，因此反对人民币升值。诧异的是，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往往还出自于同一拨学者，无论怎样，他们就是反对人民币升值。“汇率虚无论”的主张致人迷误，我国决策当局应正确理解人民币汇率的作用，在致力于解决社会保障、金融改革以及收入分配等问题的同时，也需要让人民币升值。

　　季卫东：什么是真正的立法改革

　　《财经》2007年第15期

　　目前中国的问题很特殊——立法的主导权握在行政机关手里，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基本上限于表决通过。虽然与英国众议院那样的 “承认型议会”或者日本的“内阁法案占优势”格局不无类似之处，但是，起草作业绝大部分由某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包办承揽，代议机构的审议活动也大都流于形式，相当多的法律还是采取具有命令性质的行政法规的形式，表现出鲜明的奇异色彩。这就很容易导致立法权被行政权吸纳的事态，甚至出现个别主管部门为了防止束缚手脚、维护既得权益而争夺规则制定权的现象。显而易见，造成政府部门在立法方面有机会营私舞弊的根本性弊端，既不单纯是行政主导的法案起草，也未必就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归根结底还是在保障公开辩论和反复审议方面的程序残缺。

　　左小蕾：金融体制快完善，资本管制慢拆除

　　中国证券网 2007年8月17日

　　金融自由化，一定要伴随金融体制的进步，首先是内部金融体制的健康完善，同时建立与外部金融环境变化相适应的高度弹性机制。更重要的还是经济实力的提升作为后盾。经济基本面出了问题，金融自由化就会变成危机的催化剂。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要格外注意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风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中，仍然处在弱势地位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两次倚赖资本管制的体制“躲避”危机的冲击，虽然并非主动防范的最佳方式，但也是一道不得已的最后屏障。在目前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遭遇暂时影响的时候，应该警惕在“中国拯救世界”的高帽子下，动用外汇资产为次级债和相关危机机构埋单的鼓噪；应该警惕在“中国形势一片大好”的奉承声中，重新寻找出路的资本乘机更大规模从其他市场流入中国。否则大规模的资本流进流出，对于尚未建立与资本自由流动相匹配的金融机制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引进国际市场的危机冲击。

　　陈志武：房产市场调控的是与非

　　《证券市场周刊》2007年8月11日

　　一方面，这些年房产价格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新房，这是基本事实。另一方面，国家对土地权的垄断逼着房产

开发商都必须跟权力打交道，只有从地方政府才能得到土地，由此引出“官商勾结”这条单行道。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人们很容易将愤怒集中在房产开发商身上。但是，这两种因素必须分开来看，其解决方案也自然不同。改变“官商勾结”这条单行道的首要条件是土地的私有化，这样至少可以逼着开发商去从不同的农民手里买土地，而不是只能从地方官员手里买；同时，也要有更多民营银行和民间信贷机构，以此改变房产开发贷款主要靠国有银行的局面，从另一方面减少”官商勾结”。除了“官商勾结”之外，

房价上涨的责任是否都该归罪于

房地产开发商呢？快速城市化必然意味着更高的房价，这种市场因素是大环境。在人为因素上，过去几年，围绕房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上是重复了 “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是打压放贷者”的逻辑，所以才有“越调控，房价越高”的结局。遗憾的是，最近将要出台的房产调控政策还在延续这种朴素逻辑。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