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主义中看不中用

　　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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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见到菜牌上一条春卷的价格为8美金，就问餐馆的经理：“你们从批发商那里买鸡，用不用抽税？”答曰：“抽百分之二十五。”再问：“鸡烹调好了卖给顾客，用不用再抽税？”答曰：“百分之二十五。”又再问：“那么入息税多少？”答曰：“百分之四十。”可见，瑞典的物价奇高，是因为税、税、税！

　　但国民的平均收入，是包括税在内的。税愈高，国民的收入就愈高。要增加数字上的国民收入，加税可也。香港的财政司屡次要推行销售税，不知是否要拜瑞典为师，学一下增加国民收入的快捷方式法门。要是他在香港推行百分之五百的销售税，那么香港的国民收入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之冠。

　　瑞典抽税那么高(可能不比芬兰高，一位朋友最近在芬兰喝一杯白开水，4美金！)，政府赐与人民的福利当然非同小可。一位当地朋友的太太在家中浴室跌断了骨头，政府不仅给她免费治疗，给她一年的有薪假期，还派人到他们家里，把政府认为不安全的浴室免费

装修(问题是，要是她可拿装修费折算成现金，她会不会不要装修而要钱？)。母亲生孩子可休假一年；孩子病了，可休假两个月；薪金的百分之九十是由政府支付的(问题是，在这种有薪的休假中，若还能找些工作赚钱的话，那你工作不工作？)。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问题的所在是：假若瑞典政府要在山间兴建一条毫无价值的公路，耗资一千万美元，在国民收入的统计上，当然是增加了一千万美元；因为政府认为该公路起码值此数字。但事实上该公路一文不值，以市价而言国民收入并无增加，政府不过把公路的建造费用加进去罢了。那是说，好看，但不中用。

　　从国民平均收入而言，瑞典的数字远超美国，中国香港更是瞠乎其后。表面上看，森穆逊大赞特赞的瑞典经济模式有其可取之处。街道清洁(姑勿论其所付的经济费用是否值得)；每一家都起码是小康之家(一位小康以上的朋友请吃晚饭，主人偶然不小心，将一块羊肉掉在地上，连忙拾起来，冲洗后再分享)；很多人有汽车(但到机场接朋友汽油费用太高，贵客自理)；居民的房子内都挂着多幅画(是朋友自绘而送的)。

　　诺贝尔基金很客气，供给我在瑞典时的全部费用。但与我同去的两个孩子的起居饮食是自费的。他们同住一个酒店房间，在那里吃早餐与晚餐；两人和我一共打了6个简短的长途电话到香港。4天过后，在酒店结账(结基金会供给以外的账)是四千多美元。春卷的价格何足道哉？

　　入境之初，可能坐飞机坐得头昏眼花，否则我老早就应该留意到瑞典的“问题”了。下机后，从机场到酒店的

出租车费100美元，我还不觉得什么。但在途中，出租车司机问：要不要经过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看一下？我说：当然要看。车子过了一些不大起眼的房屋，只见四周江山如画，我问：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还有多远？答曰：已经过了！

　　江山如画，瑞典名不虚传。但我体会到：社会福利主义中看不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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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显著特征是覆盖面广、设计项目多、保障水平高，注重“公平”胜于“效率”。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制度的实施出现了财政危机，然而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是高福利所要求的高税率对人们工作积极性和国际

竞争力的打击，因此使之成为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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