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清醒地对待历史

　　本报记者 马国川 北京报道

　　一

　　王立群差点错过了 “成名”的机会。

　　2005年年底，正在北京出差的王立群接到河南大学的电话，要求他火速赶回。坐了一夜火车的王立群回到开封，才知道中央电视台到河南大学海选主讲人。面试要求每个人讲一个人物，自定主题，一遍就过。当天一共来了10多人，王立群请求第一个讲，题目是“鸿门宴中的项羽”。他想着讲完赶紧回家睡觉。结果，他在海选中惟一胜出。

　　于是，王立群走上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名声大噪。

　　其实，王立群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成名”。

　　41年前，20岁的王立群参加了高考，虽然自我感觉考得很好，但由于政审的原因，他没等发榜就到开封市一家小学当起了代课教师。在小学教书7年之后，又在一所中学度过了7年时光。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无数人激动难安，但是命运之神似乎并不眷顾32岁的王立群。按当时的规定，超过30岁的考生必须是1966、1967、1968三届的高中生，因为这三届没有参加过高考。王立群是1965年毕业的高中生，参加过高考，不符合报考条件，错失了高考机会。

　　第二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王立群决心考研，就近报考河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这本是一个冷僻的学科，王立群绝对想不到日后还会出名。他只想进大学读书，借此改变命运。

　　高中生直考研究生困难很多，一是工作繁忙，二是没学过大学课程，三是没有教材。“当时最头疼的是外语，我高中时代学的是俄语，丢了14年，重新捡起来非常不易。”王立群说。他向单位同事借了一套西安交通大学的工科《俄语》教材，“啃”了大半年，竟然考过关了。

　　提起当年的政治考试，王立群有点兴奋：“当时没有政治经济学教材，刚好开封市委组织部发了3本政治经济学宣传小册子，很薄，我一天‘啃’一本。第四天，我看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课一共复习了四天，考了91.5分，是我考的分数最高的一门课。”

　　他认为自己跟易中天有两个相似之处：“第一，学中文，讲历史；第二，高中毕业直考研究生，还都是高中毕业以后失学多年才去考研。他是招研第一年考上的，叫‘黄埔一期’，我是第二年考上的，‘黄埔二期’。”

　　1979年，王立群走进了河南大学的校门。

　　“我一生的转折点就是来到河大读研，当时真有一种春桃满枝、天新月圆的感觉。”他说。

　　二

　　研究生毕业以后，王立群留校工作。

　　“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起步的初期，做学问的氛围还是比较好的。当时我们在高校主要就是教书，做学问。”王立群这样评价八十年代，“但是当时困扰高校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问题，教师们经济拮据，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一些人出去想办法挣钱，剩下的一部分人开始踏下心来忍受贫困。”

　　王立群就是 “剩下的一部分人”中的一员。

　　“八十年代，学术研究多元化因素比较多，很多人尝试用西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学，也出了一些风靡一时的作品，如当时有人用符号学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化，但我觉得它是两张皮，太生硬。”王立群说。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开始在不同价值体系的比量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发现中国文化对于现代新文明秩序的重构功能。这一时期，古典文献学得到了很大发展，有人甚至提出了“重回乾嘉之学”的口号。

　　王立群认为九十年代是一个学术上相对繁荣的时期：“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进入《昭明文选》的研究，到2005年为止，做了整整十年。主要是用传统的乾嘉学派的方法，清理文选的注释、版本的源流与演变。”

　　穷十年之功，王立群对《昭明文选》的研究开始“结果”。从2001年开始，他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学术界影响日深。他的《〈文选〉成书研究》一书，被认为代表了目前文选研究的最高水平。

　　2004年，王立群被聘为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对于一个冷门专业的学者来说，这似乎已经抵达了顶峰，没有想到的是，他又在61岁之时走上“百家讲坛”，为全国电视观众所熟知。尽管学界对“百家讲坛”的草根定位不无微词，但与易中天一样，王立群也认为“百家讲坛”在普及国学、传承文化方面功德无量。

　　“许多学者学问扎实，只是缺乏了这样的机遇。”他说。

　　访谈

　　历史还能热多久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历史热”是怎么来的呢？

　　王立群：“历史热”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目前社会上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经典热”等都在“历史热”的范围之中。“历史热”由来有自，恐怕要从八十年代开始说起。那是改革开放起步初期，也是学术氛围比较好的时期。因为此前政治运动较多，总是批判开路，大家不能安心做学问，所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不是做学问的时候，直到八十年代，学术研究才真正起步。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也是思想上比较活跃的时期。

　　王立群：但是八十年代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尝试用西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文化，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东西的价值都不太高。时间最终证明，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化，是行不通的。倒是乾嘉学派的重考据、重训诂那种方法被很多人所接受。经过沉淀，到九十年代，我们对传统国学的研究更加关注。正是有大量没有在电视上露面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国学经典的整理、普及的工作，才为目前所谓的“国学热”奠定了基础。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从五十年代后，国学研究等于中断了三十年。

　　王立群：恐怕还要上推到 “五四”。“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必然有一个矫枉过正的问题，这也是很正常的，但矫枉过正留下了日后的隐患，就是好像过去的东西都不行。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说，当前“历史热”、“传统文化热”的一个背景，是当前时政类的图书很少，人们只好把眼光投向历史，拿历史说事。

　　王立群：这恐怕还不是最主要的。大量读者并非从政治层面来读历史，而是仅仅对历史感兴趣，这是最广大的一个群体。比如我在做签售的时候，一位85岁的老先生排队第一名进来了，他就是对汉武帝感兴趣，要买过来自己看一看，满足自己的愿望，仅此而已。

　　经济观察报：现在充斥荧屏的，都是这种讲史的东西。

　　王立群：中国是一个史学传统非常悠久的国家，中国史志制度的建立是全世界最早的，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史总是感兴趣的，一方面出于好奇，另一方面希望从历史中间获得智慧，获得经验，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广大市场的，有广大需求的，不是什么命令就干预得了的。当然需要有一定的把关，需要有一定的批评，应该有文章进行正面的批评，引导读者。堵是堵不住的，即使堵还是要流传的。

　　至于我们讲历史，力求讲出一个真实的东西来，这个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过滥的、过于虚构的所谓历史剧进行的拨乱反正。过去的所谓什么 《大汉天子》、《汉武大帝》虽然风靡一时，但是今天看起来，都有不合时宜的、消极的东西，是要明确批评的。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国学热”、“历史热”还能持续多久？

　　王立群：恐怕这个过程要很长，因为你这一代人看过了、厌倦了，下一代新人又起来了。历朝历代的人都在不断地解读历史，总会有一些佼佼者出现，总会有大量的阅读群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十年以后的人们也会以自己的眼光去解读历史，还会出现一批新的作品。当然要给出一个尽可能正确的解读是非常重要的，这要看解读者自身的水平、修养、境界。

　　“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问，“历史热”、“国学热”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光返照”，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很少有现代文明的因子，比如说民主、科学、法治，在传统文化中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王立群：传统文化源于农业文明，现代文明的因子的确很少。但是它包含的积极因素还是不少的。传统文化讲中庸之道，讲伦理道德，讲自强不息，讲和谐。搞民主也好，搞科学也好，离不开一个大的人文环境，这个人文环境就是和谐，在这方面，西方文化有缺失。

　　经济观察报：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李泽厚先生在八十年代又提出“西体中用”。这两种文化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王立群：在真正的草根中间，在最基层的老百姓中间，传统文化有非常深厚的基础。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应当还是以传统文化作为底蕴。诸如民主建设等方面，这确实是我们以农业文明为传统的社会所缺乏的，但是你要一下子照搬，从八十年代末的经历看来，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向法治社会、民主社会、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但是像我们这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怎么才能到达那个层面？这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我们担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传统文化，强调国学，那么传统文化中那些消极的东西，比如说那些为专制辩护的东西，那种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可能要阻止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王立群：实际上学者在做传统国学普及的时候，提倡的都是积极的因素。对于那些可能阻碍现代社会进程的东西，不会有哪个学者去讲的，是会过滤掉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乐观的，我们感觉好像不是这样，有些人很乐于从所谓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很积极地为旧体制辩护。

　　王立群：我倒还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我们在“百家讲坛”解读经典或者解读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把那些违反当今社会所公认的一些价值标准的东西过滤掉的，不能去讲的。

　　清醒地对待历史

　　经济观察报：现在一些历史作品对皇权津津乐道，甚至有意无意地颂扬它、提倡它，希望它“再活五百年”。

　　王立群：一些电视剧，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可能在某些方面不适当地强调了一些应该摒弃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电视上做普及的时候，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这种东西绝不能讲，因为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因此我们讲封建帝王时，一方面是讲他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是批判他的历史局限。我们要把他最丑陋的一面揭露出来，让大家了解专制体制的丑恶、封建帝制的罪恶，我们要告诉观众，封建制度必然要灭亡，专制体制必须要摒弃。

　　另外，我们也需要文学批评，有人搞创作，就要有人搞批评。搞批评的人需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对于那些提倡封建糟粕、维护皇权、提倡权谋的历史电视剧、小说，必须进行批评和引导。从本质上来讲，封建帝王都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不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新闻出版机构也应该把关，公开宣扬权谋、歌颂皇权的东西，不能公开出版、公开上映。

　　经济观察报：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一直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王立群：做历史评价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历史评价还是要讲历史发展的功过。像秦皇汉武，你也只能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们。两千多年之前没有民主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那个时候他们对中国国家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凝聚都是有贡献的，这点要肯定。

　　经济观察报：它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

　　王立群：那时候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也没有先进的文化，更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如果当时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他不选择，他选择了封建帝制，那肯定要批判他。但是当时必须要有皇帝，当时必须要有那套中央集权的制度，才能够维护住这个民族不至于四分五裂，所以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应该肯定它，但是肯定到什么程度，这个尺度还是要讲究的。如能按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个制度，它肯定是全错了。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它的确是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制度。

　　另外一个是道德评价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倡的是要讲道德，讲正气，树新风，但是道德评价往往是很苍白的。道德评价是服从于历史评价的，不管这个人在历史上道德如何恶劣，但是只要他对历史发展有贡献，你就得承认它是一个有贡献、有作为的君王。

　　经济观察报：像恩格斯说的一样，恶本身也是历史前进的一个动力？

　　王立群：是，恶本身确实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

　　用人性还原历史

　　经济观察报：在解读经典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讲历史也是为了阐述你个人的思想。但是有些人可能反过来说，“寻章摘句老雕虫”，就是回顾故人的本意。在这个矛盾里你会做什么选择？

　　王立群：我觉得两方面都不可忽视。一方面用传统国学的方法去注释经典，要更多地去精读、阅读、了解，这工作绝不可少。但另外一方面，从读经典方面谈出自己的感悟、心得、体会，这也是一种阐释经典的方法，但是这种阐释要选择一个可靠的底本，要尽可能地符合经典的原意，然后给它一种现代人的阐释。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最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谁有时间读《论语》？谁有时间读《孟子》和《史记》？你给他讲讲概要，了解一些就可以了。对于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绝不会满足于这个层次，他要求更多地去读原著，通过读元典他可能体会得更深。所以这两种方式我觉得其实都不可或缺，都有它存在的必要。

　　经济观察报：不管你还是易中天，都对僵化的历史观形成了一种冲击、一种解构。以前是抽象化的、教条化的历史，看不见具体的人了，人性没有了，只有阶级性，而你们在努力用人性还原历史。

　　王立群：这涉及到了过去的教材编写。教材编写可能在设计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在《百家讲坛》讲历史，与历史教材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历史教材是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的历史发展的流程，一个一个朝代进行介绍，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简单介绍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教科书要为政治服务，为意识形态服务。但是我们在解读历史的时候更侧重的是讲人，剖析人性，因为你只有把人和人性讲透了，对今人的启迪才会更大。

　　经济观察报：你能总结一下个人的历史观吗？

　　王立群：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谈不上什么历史观，但是我讲史的时候有两个原则。第一，广泛地占有各种文献资料，不光是史学的，还要有其他各种相关的资料，通过这些文明的碎片，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历史，起码是我心中比较真实的历史，比较接近真相的历史。第二，对历史的解读一定要站在今天现代人的立场，一定要用现代的观念来解读历史。对历史中丑恶的东西一定要批判，要摒弃，绝不能提倡。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