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问题的根本是政治问题

　　邵颖波

　　时 评

　　这一周，中央政府表现最为强悍的部门是国家环保总局。7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把“区域限批”这项被称作“连坐”的处罚制度用在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和5个工业园区。借助这一举动掀起的舆论风暴，“明星官员”潘岳副局长连续接受多家媒体专访，坦陈心声，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全国性水污染危机已将人民生活逼得无路可退，如若继续放任，中国将成“死水之国”；其二，环保工作举步维艰，唯有唤起公众，方能与各种破坏力量相抗衡；其三，虽然危机迫在眉睫，但长效机制的真正建立更是刻不容缓。

　　今天的国家环保局已经成为

　　潘岳用“危险的临界点”来形容当前中国水污染的情况，但是这个词对于向来不听警告的中国官员来说可能没有作用。中国人喜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见到松花江被污染，才相信松花江受了污染；见到太湖水臭了，才相信太湖水臭了；见到垃圾厂建立在上风口上，他还要等到看见垃圾满天飞，才会相信这个垃圾厂对自己有伤害。中国从古到今都习惯于一心一意搞一件事，特别讨厌被人打扰。这个过程要一直坚持到好事变成坏事的那一天，不撞南墙决不回头。

　　中国7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劣五类，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五类和劣五类水不能接触人体，连农业用水也不能做了，几乎没有任何生态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7大江河除了干流因水量大水质尚可之外，大小支流几乎全部坏死，80%的湖泊也全部坏死。长江黄河母亲孕育的泱泱中华，现在人均用水量连沙漠小国以色列都不如了。

　　但是，看看我们的生活吧，即使是正处于这样一个舆论风暴当中，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依然在麻木地、忙碌地工作，一刻不停。而我们的工作正是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一部分。

　　觉醒的人现在还是中国总人口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少部分当中也仍然有分别——是精英人群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别。精英人群凭借其知识力量先知先觉，但并不一定就会立即站起身来要求改变。他们还在再三考虑和权衡各种关系和利益。但普通民众不同，他们是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甚至会以跪求的方式阻止污染。这是一种集体的坚定的表现，是民主制度下环保工作真正可以依赖的政治力量。

　　潘岳先生说，中国环境的观念启蒙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正式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在这个阶段，环境的问题就不再是技术、资金、运动到不到位的问题，而是制度是否能够变革的问题，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解决前提在于官，已经不止潘岳先生一个，每个人都知道“官”是关键。而解决官的问题，前提是解决制度上的问题。解决制度上的问题，前提是解决国家的发展观念问题。这个逻辑清楚地显示出了环境问题的政治性本质。解决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产生激烈的利益博弈，只能依靠国家政治。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一个国家内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处理。一个官员，能不能处理好自己辖区的公共事务，是衡量他有没有政治水平的唯一标准。他是不是称职，就是要看他能不能在各种利益相冲突的群体和层次之间取得平衡与和谐。当然，政治本身的不同于经济或者其它事物的特性之一，就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要有一个统一的理念，否则政治就会乱。

　　从环保的角度看我们社会现在的公共治理，会是怎样一种乱象呢？首先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因为环境的严重污染受到威胁，空气和水开始大规模地侵害人的生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各类企业的污染在继续并且不断加大。这个群体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私人企业，既有非法成立的原始手工作坊，又包括一些巨型的上市公司和集团公司。但是这个群体并不自认有罪，相反他们自认是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文明不断进步的功臣。然后，我们又会看到司职环保的政府工作人员战战兢兢地去履行他们的义务，或是以哀求的方式，或是冲冠一怒下发一些警告和处罚文件，却终究无关痛痒。顺着他们的脚步人们看到的是一道企业和政府保护共同筑就的铜墙铁壁。至于政府为什么与企业合纵联横，就没必要多说了，路人皆知。

　　前不久，一位以色列外交官员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她说，中国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物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挑明了近年来存在我们心中的多重迷惑。这几年我们有过哪些深刻的焦虑？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太少？教育、医疗太贵？交通越来越挤？城管打人太多？矿藏越来越接近枯竭？呼吸越来越困难？喝水越来越不是味？总而言之，很多人都感觉到，他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小。对此人们感到极端失望，尤其是和他们变得更富以前相比较。这个反差让人们认识到一个常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只有财富是远远不够的。

　　社会现代化、复杂化之后，政治本身也必然随之改变。政治不完成自身的变更，就无以解决其管理对象的种种问题。只有解决了政治问题，才有可能解决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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