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公正超脱是成功医改前提

　　上个周末，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原卫生部长高强则改任副部长。这个人事变动，社会上很关注：一是陈竺为无党派人士，其非中共背景在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担任科技部长之后，再次引起注意；二是因为高强的改任，确实有些突然。

　　陈竺是典型的学者出身，有着医学世家的背景。作为资深的医学专家，他在中科院副院长等任上经历了行政性职位的锻炼。对于他的履新，舆论没有表现出意外或者怀疑的情绪。这说明，公众对国务院的这个任命，是给予了充分信任的，同时，对于新部长主持之下的卫生部将来的工作开展，也有更深的期待。

　　不难看到，陈竺在此时就任

卫生部长，颇有些要去“啃”硬骨头的味道。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看病难、看病贵”依旧是一个沉重的民生命题。而为从体制层面有效解决民众就医难题的医改方案，又屡屡陷入模式之争中，难以推进。显然，陈竺此时履新，既要为从一个医务专家向卫生系统的政策决策者转型而努力，更要直接面对错综复杂的医改难题和医疗公平难题。这些挑战，有着相当的难度。

　　一个完整的、立足于长远利益和民众利益的科学的医改方案难以推出，不仅难在方案设计等技术层面问题，也体现为多个部门利益和多种既得利益纠葛于其中。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多个相关部门，以及医院、药企和患者，在医改这个共同的命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甚至一度在公共政策的激辩中，部门利益被显现化——从一个善意的角度理解，这种利益的显现化体现出公共政策制定有了更多博弈过程，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具体部门间的博弈，其实多从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出发，而缺少了对长远利益和公共立场的更多考量。

　　因此，尽管

医疗改革主基调已然确定，但具体的目标和方向，却不停地游移和徘徊，长期不能达成共识。围绕着

医疗体制改革，有如此诸多版本的方案和模式之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分歧之大和利益博弈的激烈。

　　很遗憾，部门利益的纠葛影响了改革进程。基于对这一现实的清醒判断，有学者提出建立一个超然于各部委之上的行政机构，来主导医疗体制改革。但这个建议遭遇了许多质疑。质疑者的理由不无道理，其中一个理由是：增加更为高层次的组织机构，难道该机构就缺少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吗？

　　后来的结果，是成立了一个由多个部委组成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按照既定的部署，这个协调小组组织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调研，并将在调研基础上拟定下一步改革方案。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时任卫生部长高强出任协调小组双组长。有了协调机制，当然比只是纷争要强。但坦率而言，部门之间的利益矛盾并没有因为这个协调机制的设立而有了根本性的解决。

　　医改的主导者现在更多强调要确立“中国模式”。在今年年初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原卫生部长高强曾抛出一份被称为酝酿中的新医改方案草本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政府正着力建设包括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等四项基本制度。从制度框架来看，卫生部门着力推进的工作，是系统而完整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许多沉疴非要下猛药不可。比如，备受诟病的医疗资源分配问题，既因历史上政策的路径导致，也不能否认少数特权者对公共资源的过多侵占使然。

　　到目前为止，有关医改的系统性方案仍然还在探索的路途中。陈竺此时入主卫生部，在必然要面对艰巨挑战的同时，也不妨将挑战视为机遇。民众久被看病难题所困扰，事实上对未来的医疗体制改革是怀有深切期待的。因此，尽管医改方案非卫生部一个部门所能决定，但陈竺部长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一个高素质的国家公务人员，当以履新卫生部长为契机，以超然于部门利益的态度，以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为依归，推动医改的进程，从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