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与忠孝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Leiyi5684@vip.sina.com

　　中国传说中早有“顺风耳”的神话，表达了古人对万里之遥却能瞬间互通消息的盼望。然而，在近代，当把“顺风耳”变成现实的“电报”真的要来到中国时，却遇到了今人想象不到的巨大阻力，其产生于西方，因而被斥责为会污染中国文化、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奇技淫巧”。

　　所谓“电报”，是后来从日本引进的“新词”、新译名，当时国人更多将其称之为“铜线”或“电线”。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争。然而，“电报”却被认为有害，不必说“顽固派”坚决反对，就是以“开明”著称、一心要学习外国“船坚炮利”、“师夷长技”的某些“洋务派”官员一开始也对电报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不仅不热心创办电报事业，甚至与顽固派一样表示抵制反对。

　　专门负责处理与北方“外夷”包括通商在内的各类交涉事宜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称，“铜线、铁路”这两件事“于中国毫无所益，而贻害于无穷”；江西巡抚刘坤一认为 “以中国之贸迁驿传”，根本不需要铁路和电线；

福建巡抚李福泰指责电线、铁路都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甚至曾国藩此时都认为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只要架电线、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所以不仅不能同意外国人架线修路，而且同样要禁止中国商人架线修路。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的观点却与众不同，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洋人处心积虑要办，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阻。鸿章愚虑，窃谓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禀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铜线，禁阻不及，则风气渐开，中国人或亦仿照外洋机巧，自立铜线，改英语为汉语，改英字为汉字，学习既熟，传播自远，应较驿递尤速。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一法。”然而，李鸿章的意见没有得到包括其他洋务派官员的支持、赞同，朝廷当然也未采纳其建议。

　　事实很快就证明李鸿章判断正确。从1870年开始，经过种种活动、努力，清政府同意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在海上敷设电报电缆，愚昧地认为不经陆路就对中国主权无损、就不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英国大东公司获取了上海称迤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设置海底电缆的权利，不久就将印度经新加坡到中国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线路敷通；而大股东是沙俄皇室的丹麦大北公司获取了架设从海参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很快也将这一线路完成。到1871年6月，中国实际上已被纳入世界电报网络之中。这样，外国在中国经商、谈判各种事项都可以“瞬息万里”传递信息、下达命令，而中国依然故我，不许架设电报，仍靠马匹驿道传递信息、下达命令。在这种“信息战”中，优劣对比委实太过悬殊。

　　在这种鲜明对比中，原来反对创立电报事业的洋务派官员纷纷改变了自己的观点。1870末出使法国的崇厚就经常用大北海线与“总理衙门”互通电信，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开始认识到电报的便利。曾国藩在上海租界内实情观看电报，赞不绝口。李鸿章更明确地说电线将在中国盛行，应早改驿传为电信。但真正使洋务派下决心架设电报线的直接因素，还是1870年代中期日本对台湾的进犯。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廷派洋务派官员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兵援台。到台后，他深感台湾孤悬海外，对内联系极不便利，“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于是上奏朝廷正式提出中国应设立福州陆路到厦门、厦门水路到台湾的电线。

　　在海疆如此紧急之时，顽固派仍然反对兴办电报。如工科给事中陈彝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坚决表示要禁止架设电线，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顽固派的逻辑中，电报的性质姓“天主、耶稣”，兴办电报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国

传统文化，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

　　几经波折，沈葆桢、丁日昌等在福建、台湾加设电报线的努力最终未成。

　　1879年，为加强海防，也是为了做一试验和探索，李鸿章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效果良好，他高兴地向朝廷奏报说 “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增强了他架线设局的信心。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军情骤紧，李鸿章不失时机于这年秋再次上奏，详陈必须立即架设电报线的理由：“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所以西方各国“欲通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只有中国仍靠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但与西方电报相比迟速大为悬殊。在俄国彼德堡谈判的曾纪泽数万里之外发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但将电报从上海送到北京要从轮船转寄，最快也要六七天，如果海路不通，驿递则须十日。“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将对中国大为不利。总之，战争“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拨，是电报实为防务之必需之物”。这些理由，今日看来都是“常识”，但那时却是被排斥、有待普及的“新知”。险恶的现实和李鸿章的透彻分析，使清廷终于顾不得电线究竟“孝不孝”“忠不忠”，立即允准李鸿章着手办理电报局。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时设立电报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开始。

　　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从来不是从技术层面论证来反对“新事物”，而总是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电报”居然能被“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再次说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识形态”传统的深厚。

　　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从来不是从技术层面论证来反对“新事物”，而总是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电报”居然能被“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再次说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识形态”传统的深厚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