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学教育·教育产业化

　　郭继丰

　　关于贸易保护主义

　　舒默、格雷厄姆和科伯恩3人首次以美国参议员身份访华，舒默和格雷厄姆联手提出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将于3月31日表决，国内外学者如何评价他们的访华和《舒默-格 雷厄姆修正案》的表决？

　　罗奇：美国已经迈上保护主义的危险道路。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认为：在21世纪，中美关系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了，但不幸的是美国国会已提出针对中国而采取的保护主义行动的20个议案，向崛起的保护主义势力妥协，把中国当成自己责任的替罪羊。美国的国民净储蓄率在2005年下半年跌至占国民收入的-1.2%，意味着美国人的储蓄量尚不足以置换用旧了的厂房和设备。这是美国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世界史上任何曾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第一次。导致国民储蓄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在于联邦预算赤字，是由华盛顿方面一手造成的。美国现在非常依赖于国外的资本流入来帮助自己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谴责中国意味着美国实际上是在把外资的主要来源国怪罪成自己国内储蓄不足的负责方。这是开始向保护主义势力靠拢的表现。

　　梅新育：贸易保护者无知。

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贸易保护者无知，经贸争端难承误解之重》文章，认为秉承贸易保护主义《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是无知的。如果这一修正案最终成为正式立法，结果将是中美贸易关系的基础瓦解，不仅中美两国利益将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东亚其他经济体，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中美之间的某些经贸争端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某些美国公司，遇到一些问题之后的惯性思维就是去游说美国政府向中方施压，这种做法也许能见一时之效，但不可能长久；在全球经济失衡严重的今天，中国无意一味追求贸易顺差，也愿意为调整贸易差额作出自己的努力，中美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的问题时，应合理分担责任。

　　关于经济学教育

　　3月20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联合发起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之二，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就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展开讨论。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教育应反映当代社会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经济转轨之后，经济成效是显著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经济政策不断演变，更需要对经济规律，经济原理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学对于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关注甚少，例如环境保护，第一次收入分配等；经济学的教学同样也没有及时应对经济科学的改变，没有采用例如信息不对称及信息不完全理论来解释市场为何不能有效运行，及其中的信用和公平因素，忽视了金融机构在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对于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也忽略了解释；经济学课本在叙述经济学知识的同时，与现行的政策有很大分离，对社会问题，例如失业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重大经济问题，东南亚及全球金融危机都没有充分说明。

　　林毅夫：改革给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机会。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首先对自己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命题进行了论证，认为经济学理论本身是简单的逻辑体系，用来解释说明所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用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这给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多机会。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比外国经济学家更了解中国的改革，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成立的，我国跟西方很多方面都不一样，取回的经在西方是合适的，但在中国是不是合适，要打很大的问号；“十一五”规划强调自主创新，在科技上需要自主创新，和任何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也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进行自主创新。

　　杨瑞龙：国际化和本土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既要国际化也要本土化。经济学需要国际化的原因是基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的一个最完善、最成熟的理论体系；经济学教育诞生于西方，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济教育体系，包括培养模式、教材体系、研究范式等；现代西方经济学成熟的分析方法，是可以为我们广泛借鉴的。但是，现代经济学教育体系的构建要同时强调本土化：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通过本土化的过程，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在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条件下做出很好的回答。在操作目标上，既要遵循国际规范，也要注重培养适应中国市场或社会需要的人才，在课程设计体系上，要兼有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完整理解、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同时要鼓励更多地研究中国的问题。

　　关于教育产业化

　　2月27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并认为教育产业化“有违教育公益性原则”等五大观点。社会舆论对此产生强烈共鸣。

　　纪宝成：“为公立学”是我们的旗帜。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在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为公立学”是我们的旗帜———评“教育产业化”》一文，认为在我国正确地选择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一种泛市场化的思潮也随之而起，许多人包括一些官员也为之惑为之鼓，他们恨不得将所有领域都变成商品货币关系，并且打着“改革”或“深化改革”的旗号，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教育产业化，亦即教育市场化就是其中一种流布甚广的理论误导。

　　纪宝成认为，能够成为完全的商品并且应当产业化市场化的只是其中的私人产品；而教育作为社会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教育消费的结果不仅对消费者自己有好处，对他人、对社会也有很大好处，因此，教育乃是一种外部经济性很强的社会产品。为此，就必须为公立学，保证教育不为任何特定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的利益所左右。反对教育产业化并不等于不鼓励民间办学，恰恰相反，应当继续积极鼓励、大力扶持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民办教育与教育产业化是两个不相干的范畴，公办、民办并举将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长期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