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冬：我的生活上紧了发条
陶冬：我一直希望能够花一点时间在书法上面。如果有兴趣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会写武侠小说。
陶冬：当年“经国济世”的梦想和今天为社会做点事情的梦想本质上是一样的，只
是今天更脚踏实地一点，更现实一些，而且能够见到实效。
□ 本报记者 言扬
我和陶冬的交往源自约请稿件。渐渐成了朋友，但很少有机会谈及他的生活层面。陶冬的勤奋，文章观点的鲜明，读他文章的人会深有体会。很多人想知道，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除了经济观点，他有什么样的入世情怀？趁他的书《中国经济热点透视》出版之际，我找到了一个和他谈轻松话题的机会。
《财经时报》：对于投行人士的工作生活状态，很多人并不清楚，有一种神秘感，先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生活状态吧。
陶冬：我每天的工作生活状态可以用“拉满了弓”、“上紧了发条”之类的词来形容。工作非常动态，压力非常大。事情是追着你来的，好象不是棘手的就是赶时间的。当你做完了这些事情后，会有一种的成就感。但另外一方面，属于自己的生活相对就少了很多。
我刚刚完成了两个星期的美国旅行。平均一天走两个城市，搭两次飞机；一天中还要开6-7个会。如果某一天不需要飞行，比如在纽约或波士顿的时候，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一天可能有9-10个会。从一个会场到另外一个会场中间的15分钟的车程上可能还会有人插进来开电话会。晚上回到酒店至少要花两个小时清理些电邮。80%的电邮可以当场删掉，15%的电邮要转过去由别的同事处理，剩下的5%就得由自己处理。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全部做完了以后也不是马上可以入睡的。每天平均的睡眠时间是5—6个小时，甚至更少。
但是高涨的工作情绪，不可避免地给我带来低迷的生活状态。个人生活上肯定要受到影响。尽管我在工作和生活这个天平上，明显地偏向于工作，但是我认为现在这种状态还是适合的。我没有说永远是适合的，不过这就是我认为今天可接受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财经时报》：你在刚出版的《自画像》一书中，你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少时曾有经国济世之志。今天的这种工作及其状态，你有没有觉得放弃了当初的理想？
陶冬：我成长期的理想，除了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有很多“经国济世”的梦想以外，总的来讲理想并不高。我想做一个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的人。当年我学的是外语，在当时可以谋一个不错的差事。当年能够一年拿几大件的进口家电指标回来，也算是小有实惠啦。但是这对于我所要做的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中间还有一定的差距。
当年“经国济世”的梦想和今天为社会做点事情的梦想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今天更脚踏实地一点，更现实一些，而且能够见到实效。当时是一种梦想，如今变成一种实际。做梦容易，做事要难一些，所以我不觉得当年的理想和今天的形式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只是从一种空想变成了一种脚踏实地的东西。
都说人到40岁以后梦想会少一些，想法会更现实一些。我想我就处于这样一个时期。
《财经时报》：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如此少的睡眠时间，你的体力和精力如何承受得了？
陶冬：我有近80%的时间都花在公务旅行上，剩下不出差的日子里每天平均工作13-14个小时，经常回家后还要和欧美开电话会议。这对身体提出很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对健康也是一种摧残。实际上我也是吃青春饭的。
目前，在觉得自己的精力和思想还能够允许的情况下，我还希望在这条路上多走几年。因为现在做的事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这条路是不可能永远走下去的。体力、精力上面肯定会有极限，思维和新鲜感也会有衰竭的一天。自己身体的曲线会有个下降的过程，自己的心理曲线也会有个转变的过程。我想我会向一些新领域扩展。有一天我会对自己说，到了该放下的时候了。
《财经时报》：未来可能会在哪个领域继续为社会做一些事情呢？
陶冬：一旦离开这个工作就不会再去做投资银行，甚至金融业。因为这些东西该做的都做了，该看的都看了，该有的也都有了。
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地睡上两个月。然后扔掉计算机、手机，在一个外界没有办法联络到我的地方痛痛快快旅行一场。我的梦是，每天早上9点钟醒来(希望能够睡到自然醒)，之后在花香和鸟鸣之间吃早餐，然后挽着我喜欢的人的手在意大利小街的石头路上漫步。这是我希望拥有的生活。
我一直希望能够花一点时间在书法上面。也许有一天我会写武侠小说，能不能成为金庸那是没法知道的，但是从兴趣上讲也许我会试一下。但是最重要的是当我离开了目前的工作环境之后，我还会以其他的形式报效社会。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那些贫苦孩子们创造一些学习的机会和学习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一个成功的路径。这种愿望在我20岁琢磨着“经国济世”的时候，是想不到的。到40岁的时候这种很具体的想法和意愿就变得越来越强烈。
《财经时报》：或许到大学做一个教授，也是不错的选择？
陶冬：我也希望教一点书，但是不想把后半生拴在大学里。当我把我的经济学，把我的经济观点在一个投资研讨会上向投资者传播，或在一个小会上同政府官员交流的时候，对他们就个别问题的看法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他们的思想是不会有影响的。但在大学里演讲就可能不同，对多数大学生来讲这样的演讲，是很少有机会听得到的。这些演讲或许能影响几个年轻人，对于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视野或许能提供一些帮助。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就很开心了。只是目前能够花在这方面的时间很有限。但是这些回报社会的想法，我是时刻不敢忘，有一天我会做得更多。
《财经时报》：你被业界认为是一个优秀的投行经济学家，你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功底要达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陶冬：我想理性思辩相当重要。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定会把他的眼睛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多走、多看、多思维。
一个商业的经济学家除了经济学分析以外，表述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你的表达能力不好，再优秀的观点也未必容易被人家所接受。因为在现代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信息，每个人给你表达观点的时间都是很有限的。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能不能有效地把观点传达给听众，为听众所接受，是一门学问。
《财经时报》：我知道你平常喜欢读书，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读书生活？
陶冬：我觉得很惭愧。现在读书很功利，平常脚沾着地的时候几乎都没有时间读书，只有在飞机上别人都追不到你，你自己电话又打不出去的时候，才会有一点时间阅读。就这么一点的阅读时间还经常被约稿所占据。现在读的东西很多的是报告、《经济学人》杂志上的短篇文章。目的也很功利，主要是为了赶写下一篇报告。没有时间读一些大部头的书是我今天的一个遗憾，希望离开投行后，能够在花香鸟鸣的地方吃完早餐后来补这一课。
(本文录音由翟志琳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