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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劲华
2005年12月7日，北京寒冷的空气中有一些干燥。
这天是记者与柳红约定的拜访之日，她的儿子，从死亡抗争中暂缓了一口气的子尤已经回到了北京大学燕北园——他成长与学习的地方。
家里像个圣诞Party
约定的时间是上午9点，记者赶到北大已是9点10分。
她家的客厅到处贴着子尤小时侯的照片，一缕阳光从阳台越过书房照射进来，屋子里很温暖，子尤在穿衣服，柳红帮他整了整衣角。两人眼神对望，有一种默契。
如果不是挂在厨房里的中药包，你一定不会想到，一头黑发有些摇滚青年模样的子尤会是一个跟病魔做了两年斗争的人。
“爸爸在的时候，妈妈可不敢这样布置房间，现在这样挺好，像开圣诞Party.”子尤“骑”着轮椅慢慢转了出来，他的身体还很虚弱。
他1米8的身子蜷在轮椅中，文弱的样子与他笔下文字的张狂有天渊之别。
爱的力量
2004年6月，快14岁的子尤被确诊患有恶性肿瘤。
柳红大惊失色，她在无限痛苦后作出了理性的决定：自己先研究孩子的病情，并积极参与选择治疗方案。
“我不能让儿子死在手术台上呀，我可能得不到最好的结果，但我要做出最佳的决策。”
回忆当初或紧张或果断或仓促的决定，柳红像在讲述一个好朋友的故事，偶尔发出几声笑声。
事实上，子尤现在的名气比柳红大，他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让我心痛的妞妞》，以及他最近出版的《谁的青春有我狂》，都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天才小作家的存在。
子尤的成就，是与他的母亲分不开的。“当没有人可以依靠时，一切只能靠自己了。”子尤病发前不久，柳红结束了13年的婚姻，“婚姻带给我的幸福、痛苦和伤害正在随风飘逝，惟有儿子——这一婚姻的创造，翻新着我的生命。”
当一个女人喷发出的能量和毅力超越我们的想象时，那是因为爱——多半是母爱。
无法忘怀的一天
2004年3月24日，是她永远都无法忘怀的一天。
“一个小孩打来电话说，阿姨，子尤得病了，让你来一下。我以为是头疼脑热什么的，就去找病历证件，过了一会，他的老师打来电话让我什么也不要找，只要去就行了，声音特严肃。我就赶快去那里，学校老师一站一站像放哨似的，见到我之后也不说什么掉头就跑。一上二楼，就看到孩子斜靠在一个老师身上，艰难地喘息着，事后得知可能是瘤子破了出血。很快救护车来了，赶到海淀医院，照了片子，右肺有巨大的阴影，做了CT，化验结果出来是巨大肿瘤。”
当天，一封“柳红急告”的邮件发送给了柳红几位常联络的亲朋好友，“今日子尤在学校出现险情，我赶到时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儿子，其惨状难以言喻”。
“第二天早上，我去肿瘤医院挂了专家号。我跟着孩子进去，专家说小孩出去，把家人叫进来。当时子尤人小无依，就在外边看那些宣传画。”医生告诉她，这是淋巴瘤，不能做手术，需要先穿刺做诊断，“这比头一天我知道是肿瘤更严重了，是恶性肿瘤，大夫开了一个住院单，我递进去就在门口找了一个长椅让儿子躺在那里等，后来一问，才知道要等很长时间，子尤随时会窒息，这可等不了。”
于是，柳红又拿着片子找到另一个胸外科的大夫，刚下手术台的大夫被柳红拦住了，他告诉柳红，这是老百姓说的恶性畸胎瘤，如果有思想准备下不了手术台，现在就可以住院手术，不然就别住院。
“24小时内，我得到了严峻的结果，我怕手术会立刻失掉儿子。但是，我需要第一要住进医院，第二要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知道儿子得了什么病。”
决策必须最佳
“每走一步都不容易，也许结果不是最好，但我的决策必须是最佳的。”柳红感慨地说。柳红把子尤的病当做一个研究来做，专门制作了幻灯片，然后她找了几个朋友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那里讨论决策。
吴老的女婿彭定对柳红说：“你身上有两个角色。作为妈妈，你可以着急；但你也是对于病情和如何治病最清楚的一个人，虽然你不是医生。事实上，是你在引导着整个治疗的过程……。”这种说法使她感到了有别于母亲的另一种神圣职责。
他们最后的决定是“先化疗后手术”，这和国内“先手术后化疗”的传统方式恰恰相反。柳红有什么能力以一个外行的身份，来说服内行的医生？为了说服医院，她再次想到了吴老，她希望吴老能出面和大夫在周末见一次面。
很快，周老师就约好了吴老。“吴老师那个时候特别忙，那天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谈话从晚上9点多钟持续到深夜，吴老一直在细心地听，并不时地询问细节。
他们约好第二天和医生会谈，让柳红极其感动的是，第二天吴老竟拿出昨天开夜车细心研读的那篇重要论文，把关键处标识出来送给医生，并一再强调有关章节。
柳红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此付诸实施了。子尤开始了化疗。化疗完了，柳红打算继续留下来做手术。可是柳红的朋友认为要为孩子着想，还是应该经过论证再选择手术大夫。于是柳红专门找了三家不同医院的三位大夫，听他们谈各自对手术的看法。“我请了一些人在吴老师家开了会，最终大家确定选择301医院的孙大夫。”
经过三次化疗的子尤终于要进手术室，2004年6月25日，子尤被推进手术室。此前，柳红找了很多国外资料与手术大夫进行研究。早上11点钟子尤进手术室，晚上8点才被推出手术室。孙大夫拿着2斤多重的肿瘤和右肺上叶给柳红看，说切得很干净。柳红感激地拥抱了主刀医生。6月29日，柳红将真相告诉子尤，子尤说：“我不害怕死，这么好的故事，你都不告诉我。”
到底还有多少个类似的决定，柳红自己也数不清了。但有一点贯穿始终的是，柳红的每一个决定都基于认真的研究，她再三权衡利弊，然后矢志不渝。这是她的性格，正是因为这种性格，让柳红和吴老在事业上达成了天然的默契，这种默契在他们之间早已变成了一种习惯。
柳红十九“告”
“病房的窗外桃花盛开，子尤说要采下来寄给朋友，我回家，子尤总叮嘱我给花树浇水。我们虽然还在困境中，但是心怀希望地过每一天，随时随地感受幸福。这幸福不同于常人，它来自于子尤能进食，能喝汤，化验结果好。我和儿子每天24小时在一起，还有朋友们巨大的关心和爱。”
每隔一段时间，柳红就会写一封电邮给那些关心子尤和她的好友。现在已经写到十九“告”了。《柳红急告》牵动着所有为这对母子担忧的朋友们。
“当我试图用‘坚强’之类的话鼓励他时，他会反应非常强烈地说，‘我是什么人，还用跟我说这些！’。在他面前，我是‘弱者’。我只有尽力为他做能够想到的一切。”这是柳红十“告”里的文字。
她告诉我们：“许多爸爸妈妈常常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忽略了和孩子一起成长的机会，多么遗憾。而因为病，我可以日夜守候我的儿子，分享他脑子里的奇思妙想，分担他身体的病痛，又是多么幸福。朋友们常说我辛苦，其实，能够为儿子做事，就是天大的幸福。”这是一个母亲最美好、最无私的爱，对于她来说，替儿子做事情的本身，就是她最大的幸福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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