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杨时旸
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和学者，张颐武总是能从几个看似偶然发生的文化事件中找到背后的某种“意义”，他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发生。“超女”，“芙蓉姐姐”等现象就更是如此。那不可能只是一种“全民发疯”，即使真的是集体癫狂，那就更说明其中有深层原因值得去深究。
《财经时报》：我知道你一直在关注“超女”，你个人是以一种学者的角度在看，还是以一种普通百姓的视角呢？有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张颐武：我只要有时间就会看“超女”。一方面作为文化研究者，这是应该关注的，另一方面也是处于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去看一件好玩的事情。尤其是海选的时候，给我的印象很深。每个人大概30秒的时间来展示自己，所有的人都在那30秒内极力表现出自己对评委的讨好或反叛的个性。有时候我都很感慨，觉得那30秒反映的就是一种人性的挣扎，是她们唯一的一次机会，甚至有一种悲壮色彩。
《财经时报》：李宇春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有人说她是中国青年的代表，你这么看吗？
张颐武：“超女”也好，“芙蓉姐姐”也好，这其中绝对是有深层原因的。说明中国的形象在朝青春化发展。比如以往，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应该是那种沉重的，比如油画《父亲》的那种形象，而现在代表中国的是李宇春，是章子怡。这其实是当年梁启超说的那个“少年中国”的实现。他的“少年中国”说了100多年没有实现，却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时代里莫名其妙地以另外一种形式实现了。虽然看起来是一种反讽，但却是事实。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小丫扛大旗的时代。
《财经时报》：那么你觉得“超女”之所以能如此火，其中最本质或者深层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张颐武：这是两方面的原因，浅显地讲，那确实是个好玩的事情。但是最为深层的含义是一个“中国梦”的实现。其实现在中国普通百姓的心里，认为只要是公平的竞争，那么我就愿赌服输。中国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通过一种奋斗，来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和20世纪的美国梦很相象。而中国的媒体和知识分子却一直认为中国人现在要的是“杀富济贫”，而“超女”热正好证明了并非如此，普通民众仍然更愿意以一种自我奋斗的形式去实现自我，这是“超女”告诉我们的最本质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