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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时旸
徐友渔作为一名研究哲学的学者，他将思想的触角深入到中国社会当下问题来关照与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更是一名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大多数人对眼花缭乱的景象欢呼的时候，他一直清醒地提醒人们，“不要被表象所蒙蔽”。他说，看到那些没有任何责任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是悲观的，但是对于未来，自己仍旧乐观。
《财经时报》：中国在2005年发生了许多叫人眼花缭乱的事情，有人说这表现出中国在文化上的高调出击姿态。你这样认为吗？
徐友渔：我并不这样看。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表象的东西。我知道这一年里有很多事情被炒得很热。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确实在某些方面是能吸引人的，但是真正关注一下，你就会发现，在表象的背后是一种空白，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达到精神实质的东西。
《财经时报》：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那么2005年文化领域内的繁荣是不是一种经济腾飞后的文化跟进呢？
徐友渔：不是。文化和经济是两回事情，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在商品经济方面我也会承认中国的成绩，但文化上的这种表面繁荣的状况，决不能代表文化上的全面跟进。那只是在经济外衣包裹下的一种泡沫，并不触及精神核心。当然有泡沫也是好的，说明毕竟水在翻滚，但是我们不能被蒙蔽，也不能混为一谈。
《财经时报》：那么中国在2005年中的这些作为，无论是将国外的引进中国还是将中国展示给世界，是不是显示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大国气象”呢？
徐友渔：从经济角度上来讲，中国已经越来越具备大国要素。但是从文化上还远远不能这样说。总体上来看，在文化上中国还缺少一种内核，一种真正的纯粹的文化上的内容，现在有的更多的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花花绿绿，体现在经济上逐渐强大而文化上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财经时报》：如果把中国放到整个世界语境当中去，你认为中国在文化精神领域中缺失的是什么？
徐友渔：缺失的是一种真正的由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构建和创作出来的作品以及精神。中国如果要想在世界上展现出自己在文化上的状态，就要去面对那些真正的艺术和精神。只有这些才是最终的立足之本，我承认那些商业的东西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那只是过程，不是根本。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索斯比拍出高价，但那代表不了真正的思想和艺术。中国文化最大的危机就是这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占着位置却不去尽自己的责任。他们看不到现实，看不到眼花缭乱背后的可怕的空白，这才是我们缺失的。
《财经时报》：如果让您来总结2005年的文化领域，你会怎么说呢？你认为在整个一年当中，有没有哪位文化界人物是你觉得做出贡献的？
徐友渔：从外部条件上，也就是市场经济和商业包装的角度上来看，我对遥远的未来抱有希望。而如果说要想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精神层面上取得成绩，是不可能的。说到人，我更加敬佩像王选和高耀洁那样的人，他们才是民族真正的脊梁，文化界的人我真的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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