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与大国梦想

　　随着中国经济全面崛起，国际社会开始追逐中国经济背后的文化价值，这看起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但如何将这种热情转化为真正的文化影响力，还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 本报记者 胡劲华 韩雨亭 沈山

　　“600万……”

　　“800万……”

　　“1000万……”

　　迅速上升的报价远远超出了专家和现场买家的估价。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拍卖专场。中国元代青花瓷罐“鬼谷下山”，最终以1568.8万英镑落槌。这是亚洲有史以来瓷器的最高拍价，这也是2005年伦敦佳士得的最高成交价，折合人民币2.3亿元。

　　传统文物价值飚升

　　当天伦敦报纸用“疯狂”两字形容了这次拍卖。众多人为这只貌似普通的中国瓷罐的绝世身价感到一种莫名冲动。因为30年前，这尊瓷罐只是当做一般性的祖传家什搁置在荷兰一个世家屋里的某个角落，据说这家人的祖父20世纪初，曾在北京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当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得瓷罐，随一批行李带回国，放在家中几十年，并没有引起后人的兴趣。

　　上世纪70年代，佳士得在其家中发现并做了评估，认为大约值2000美元，所以当佳士得于2004年再次拜访他们时，发现这只罐子竟被用来装DVD，佳士得专家这一次的估价是100万英镑。

　　谁知开拍价就叫到了300万，后来又有电话叫价，致使拍卖出现戏剧性场面。

　　有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收藏家参与竟拍的结果。不仅有7个来自香港、台湾的藏家去了现场，还有几个藏家几次打电话参与竟价。

　　台湾王定乾估价在800万英镑左右，把最高支撑点定在1000万，导致最后流拍。参与拍卖过程的连怀恩认为，这主要是我们估价有误，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也有专家分析，中国藏家的出现，是促成2.3亿拍价的诱因。这只瓷罐图案取材于《战国策》“鬼谷下山”的故事，鬼谷子是战国著名军事家孙膑的老师。

　　又因为这尊瓷器出品于中国制作青花瓷器的顶峰时期，历经约700多年保存依然完好，画工细腻，且出自画家之手。另外，虽然时代、器型相似的青花瓷罐目前只有6尊，但没有一只留在中国，而“鬼谷下山”，在世界上仅此一尊，因此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价值。

　　国际上的专业人士认为中国一群有实力的买家已结成了同盟，试图让瓷罐回归故土。连怀恩的看法是，中国藏家的确有这个实力。

　　连怀恩说他们当时面临意外高价一时缺乏心理准备。他认为让此罐回到亚洲，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学术研究都有很大帮助。

　　与其命运相似的是，中国大量古代文物在中国国力脆弱的时候流失海外，当它们再回归自己的故乡时，则往往要承受难以想象的价格畸形。这一路径确实显得有些尴尬，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映射了中国目前正在上升的国力。

　　2003年9月，中国保利艺术博物馆和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经过多方查询和追踪，终于在美国纽约寻访到圆明园铜铸猪首，专家反复鉴定后认为，这件铜像与此前保利收藏的3件铜像同属一 个系列，后由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 出资700万元人民币购回。

　　此前在2000年春天，中国保利艺术博物馆曾斥资3317万港元，从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家拍卖行购得铜牛首、猴首和虎首3件圆明园文物。

　　这些文物，早年有的是被外国人以很低的价钱购得，有的是其他的方式占有，如今在拍卖行的包装和市场运作下，其价值不断攀升。但中国人想重新拥有自己的宝物，却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这不能不让人痛心。

　　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李毅看着这些失而复得的圆明园文物，眼神非常凝重。一面是珍贵文物陆陆续续以高昂代价收复回来；而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文物被堆砌在某些博物馆的地下室无人过问，经历风雨，有的已经腐化，同样是中国艺术瑰宝的敦煌壁画，却因无经费而日益被腐蚀。

　　一边是不断出土的文物，在发掘之初往往能引起社会关注，可出土之后却备受冷落，大家却宁可追捧“超女”或者在国外热炒的艺术品，大家并没有用心来呵护我们自己的传统。

　　李毅在欣喜于这些文物终于回来时，也对目前的社会现状表示忧虑。他认为资本虽然无所不能，我们有实力时，可以把一切遗失的文化传统找回来，但对民族文化心理来说却是一个伤害。

　　16万亿GDP的文化气象

　　经济的复苏让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充满着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以古典文物、国学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2005年突然呈现出了一种让整个世界都为之兴奋的复兴场面。

　　美国《纽约时报》竟然罕见地以中文标题报道了一座千年之前的梦幻之城—开封(标题为《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随后，一大批欧美主流报刊媒体纷纷推出中国专题，以前所未有的兴趣和热情关注这个古老国家正在经历的世纪变革和复兴运动。

　　可以说，这是一场由中国知识分子、企业家、传媒以及政府共同参与的文化复兴运动，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场运动中，资本成为其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这尤其表现在资本(商业)与文化的交互影响中。

　　资本的介入，固然改变了原有的格局，让死气沉沉的文化市场呈现出了一种欣欣向荣的纷乱景象。但另外一方面，资本的过度介入，又让人不得不对这种商业主导的“复兴”产生某种不安。

　　2005年的春拍场上，北京翰海推出的陆俨少《杜甫诗意百开册》以6930万元成交；元鲜于枢的《草书石鼓歌帖》以4620万元成交……

　　一笔笔惊人的成交价，令海内外收藏者啧啧称奇。更重要的是，与西方国家高额人均收入相比，中国艺术品在本土拍卖出这些惊人的天价，意义就更为深远了。

　　人均国民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的中国人，似乎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制造一个让全球瞩目的“文化2005”。

　　还有一组数据更能说明这样的反差。

　　2004年，中国艺术品一年的成交额达到了50亿，而2005年春拍仅10多家拍卖公司的总成绩就有了50亿，目前还没完全结束的秋拍，仅几个单项就足以让人狂热。

　　“拿嘉德来说吧，它在2001年全年成交额约为1.4亿，2002年约2.5亿，2003年约4.96亿，2004年约10.7亿，今年据我统计大概是16.5亿，这种增长速度相当惊人啊！”

　　2005年的冬天似乎冷得不同寻常，但贯穿全年的火爆拍卖业绩让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收藏委员会秘书长张忠义内心火热，“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拍卖业都没有经历过的。据我看，中国书画单件标的过亿是早晚的事。”

　　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眼里，这些都是综合国力的表现，“经济增长速度达9.4%、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6万亿元，这是2005年中国初露大国气象的内因。”

　　中国艺术品的火热正是2005年中国文化亢奋的一个缩影。

　　随着中国经济全面崛起，国际社会开始追逐中国经济背后的文化价值，这看起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但如何将这种由资本驱动的热情转化为一个国家真正的文化影响力，才是目前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而商业又如何借助文化的力量，打造并提升一项产品、一个地域、乃至一个国家的品牌形象和内涵，则是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话题了。

　　在这方面，日、韩等其他亚洲的经验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它们的经济和国家形象因为借助了文化的力量，而于近年在国际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辐射力。

　　“大国情怀”与文化远征

　　2005年9月24日，上海市区街道两旁的大树仍然枝繁叶茂，丝毫没呈现出半点的秋季景象。中法两国的政府高官、文化名流纷纷奔赴上海博物馆，去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中法文化年”闭幕式。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了美国华盛顿的10月1日晚，一个号称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国文化节”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拉开序幕。

　　美国政界纷纷前往捧场，前国务卿鲍威尔准时出现在晚会现场，美滋滋地欣赏着中国京剧、杂技、歌舞。

　　26年前，邓小平也曾在此全神贯注听了一曲由200名美国孩童用中文演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20多年的时空转换，美国人再次看到的中国，已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这是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

　　从香榭丽舍大街到万里

长城，从北京到华盛顿，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化这种媒介。是什么力量促成大国之间如此亲密的对话？GDP？世界工厂？还是在安理会里的否决权？可能这些因素都有，但最真实的是经济裹挟下的文化力量。

　　“真正的大国，是能够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辐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国家”。这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的观点。

　　1999年和2000年，中法两国国家元首共同确定的文化对话机制，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将从文学、音乐、舞蹈、戏剧、影视、教育、建筑、生活艺术等各个层面进行对话，相互立体地展示其国家形象。

　　与过去不同的是，在国家意识与经济日益增强的形势下，我们不再只注重把异域文化“请进来”，还开始注重让中华文明“走出去”。

　　这种文化远征，充分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背景。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中国一贯以来就有着浓厚的大国情怀及民族主义，如果缺乏足够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省，其文化扩张的雄心即便在经济的刺激下开始发酵升温，也难以掩饰其内在的虚弱性。一个有着复杂历史背景的民族，不断自我反省的能力才是其真正的精神财富，仅仅依赖资本刺激，还远远不能激活其现代文化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