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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垒
在人类一切共同的天性中，最为普遍的就是他们必须吃、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与朋友聚餐，很自然地就谈到了关于吃的话题。在座的有几位老外，苏桑是其中较
有哲学情怀的一个。
“与吃不同，人类其他感官都是可以交流的。比如，我们看到的，别人也可以看到，我们听到的，别人也可以听到，但惟独只有吃是不可以交流的。每一个人体验的味觉，都是他自己的，不可能与他人分享。因此，从个体主义的角度看，吃是最高级别的感官。”
具有阿拉伯背景的阿列谢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在我看来，吃是一种更具有社会化特征的行为。在伊斯兰教的传统中，共同进餐往往意味着一种神圣的仪式，它象征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甚至能化敌为友，使人们得以忽视相互之间的差异。即便在你们的基督教传统中，也同样如此。你们不是常说面包是基督的身体吗？”
苏桑和阿列谢的争论，很自然地将话题引伸到关于吃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争议上，一场随机的聊天演变成一场严肃的哲学讨论。作为在儒家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我自然更认同阿列谢的观点。不过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吃并没有承载那么沉重的价值诉求，而是更多地被视为亲人或朋友之间传递感情、分享愉悦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在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传统中，吃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话题。印度教徒往往单独进餐，以便绝对确定他没有触犯任何有关进餐的条律，在印度教的教规中，高级种姓与低级种姓的人一起吃饭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而在古代犹太人那里，共同进餐往往暗指在神的餐桌前的兄弟关系。
1267年，维也纳会议是基督教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极端反犹的会议，这次会议明令规定基督教徒不得与犹太教徒同桌吃饭。而11世纪的剑桥行会则规定，对那些与杀害行会成员的人同桌进食的人必须严惩不贷。
毫无疑问，吃是一种与价值观紧密相连的社会行为。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欧洲中世纪行会制度盛行时期，普通的饮食会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我们只能猜测，在中世纪这个不安定的时代，遵守一定规则的饮食行为已成为一种带来安全感的重要活动和象征。
这就体现出一种联系——尽管本来只是单纯意义上的生理活动，但通过这种社会学模式的联系，吃这种行为已成为整个社会高级秩序组成的一部分。
这个道理很简单。比方说，这次和朋友们聚餐，是在一家西餐馆里。当我们拿着刀叉慢条斯理地品尝，一边喝着红酒一边侃侃而谈时，我们所进入的情境是吃农家饭时所难以想象的，哲学成了这个时候再自然不过的话题。在这里，吃暗示了这个社会某种分裂的状态，所谓社会阶层和秩序在这里得到了微妙的体现。
食物越高级，其所代表的社会趣味和审美价值就越高。这一点，是很多品位阶层所津津乐道的。
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人对红酒、对器皿或者对某种具体菜肴制作工艺的极度强调，如果排除社会批判意义上的争执和评说，这种强调无疑是合理的、必然的，因而也是应当提倡的——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分人不能获得这种生活，而剥夺了另一部分人享受优雅生活的权利。其中的道德矛盾和冲突，可以靠更持久的社会进步来解决，而且，归根结底，这种道德矛盾和冲突终究和吃无关。
聚餐终于如预料中的那样，在一种愉悦的氛围中结束。我们按事先商定好的那样，大家各自掏钱，AA制付款。这种付款模式，既体现了我们对某种文化规则的认同和接受，同时又具有某种经济学意义——从博弈的角度看，一群人付款比一个人付款更容易，因而也更容易实现，聚餐不再成为财务或者情感上的一种负债。
因此，当我面含微笑从口袋里优雅地掏出几张Money的时候，心里不由想到：如果说，对那些传统的基督徒而言，面包是上帝的身体，那么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人来说，面包就是我们自身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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