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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在全球的持续升温和内地方言写作的流行，似乎是同步的。但“广电总局关于禁止使用方言”的通知让很多文化工作者陷入两难的境地。究竟是该保护还是限制或废止方言，开始成为各界争论的话题。而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方言被削弱是否会造成地域文化的消失，从而导致文化向单一化方向发展，再次成为我们思索的命题。
□ 本报记者 吴小曼 见习记者 欧阳毅
在798一间废弃工厂改造成的艺术仓库里，来自各地的观众席地坐在一块红布铺就的地毯上，静静地聆听着年轻诗人的朗诵，当诗人河尚用贵州话朗诵起《北京的秋天》时，全场都骚动了起来，有少女的尖叫，也有年轻男子的口哨。这种热闹正与室外的寒冷形成巨大的反差。诗歌朗诵会只因为这小小的方言调料，突然变成了一场娱乐秀，让很多人茫然不解。
一个方言诗人的内心之战
其实河尚也不知道他此一举动会取得这样大的效果，因为在诸多诗歌朗诵的场合，大家都习惯用普通话朗诵和交流，这也容易导致整个朗诵会变成为一堂语文课，让观众感到枯燥无味。他有意想做一点突破，也与他来自贵州一个边远山区有关。他是白族人，自小就受地方文艺的耳濡目然，所以上中学时就用贵州语写诗。
后来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才逐步改变用普通话写诗的习惯。由于一种惯性思维，在写作中难免自己总与自己打架，他认为这是很多作家目前都面临的问题。
因为用方言写作让观众看不懂，自然无法出版，但要真实表现某个地区某个特定人物的特点、个性，就会自然想到方言，比如“白花花的太阳”，用普通话就会失去语言的张力。
其实略懂贵州话的人都知道，用贵州话朗诵诗和用贵州方言写的诗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贵州话与普通话在一个词的语义上有很大的不同。河尚只不过是有意想为方言证明。这也与他前不久接到的通知有关。
他与夫人在为央视编写一部《20、30、40》的电视剧，表现几个来自贵州、四川、江苏女子的在京的奋斗过程，自然她们身上带有方言的烙印，所以要表现人物的鲜明个性，自然会让她们在交流过程中说家乡话，可现在要改成普通话，他认为这会失去人物的真实感。
所以，他有意在这次诗歌朗诵会上用方言朗诵，就是想考验北京观众是否能听懂贵州方言，想不到大家还真明白他的朗诵，同时还能取得娱乐效果。他因此更坚持电视剧本身就是娱乐大众的观点，没必要变成生活教科书。
但还得讲究分寸，这毕竟不是地方戏，要考虑各地观众的视听习惯。在普通话的交流中偶尔蹦出一些方言，也是可以调节情绪的，这就好比大餐与盐，两者都不可少，但盐毕竟不能当主食。
但作为一个诗人，河尚却更想用方言写作，他不知道这是情结还是什么？因为诗歌的最初形态，就是用于氏族的祭祀活动，这是一种神性的语言，它比文字还悠久，所以，他总认为保留当地的方言才是通往诗歌之路的捷径。
曹雪芹也曾一度困惑
这可能是很多作家不愿意放弃方言的原因，方言对于作家的确可以丰富想象力。
余华写完《在细雨中的呼喊》就表示出了这样的困惑，他认为自己遇到了创作的瓶颈，因为一个作家之所以写作，就是要串起现在与过去的记忆，这自然无法让他割舍对浙江海盐的怀念，他在那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正是这一段成长经历，奠定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认知。那么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海盐方言自然就会成为余华写作思考的媒介：“我是在方言里成长起来的。口语与书面表达之间的差异让我的思维不知所措，如同一扇门突然在我眼前关闭，让我失去了前进的道路。”
所以，在《许三观卖血记》、最近的《兄弟》里，他又回到了海盐，并让海盐和海盐人在发出北方的声音，他才感到了些许的适应：“我在中国能够成为一位作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语言上妥协的才华。我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语言上的故乡，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失去故乡的形象和成长的经验，汉语自身的灵活性帮助了我，让我将南方的节奏和南方的气氛注入到北方的语言之中，于是异乡的语言开始使故乡的形象栩栩如生了……”
据说大作家曹雪芹，其实在250年前就有了这种困惑，他也是从南方来到北方。从《红楼梦》数十年的删改并留在多种版本上的痕迹看，曹雪芹将底本里原先的吴语及南京话字眼，逐渐改成北方方言。
“为了获得更多读者的认同，作家有意做出的妥协，很容易让文学丧失表现力。”不知道是危言耸听，还是对汉语有一种天然的偏爱，日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汉语专家马悦然先生特意到中国与几位作家进行了交流，他特意提到在中国被主流遗忘的一个作家曹乃谦，他是山西大同的一个警察，完全用农民的语言写作，非常棒。马悦然说他很奇怪为什么中国的评论家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最近有本书将在台湾出版，名字叫《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按照普通话的逻辑要求，他的书名其实是不符合语言规范的，可是却得到了诺奖评委的赏识，这激起了很多作家对方言的热情。
母语文化的身份认同
部分作家与马悦然走访了中国不同地区，发现汉语之丰富，让他们非常吃惊，在大方言中又有小方言，几乎是“三里一变，十里一语”。云南、贵州、四川为一大方言，但这三个地区的语言也有变化。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很清晰地勾勒出了马桥这个地区的人文与语言特征，后来也引起了大规模的讨论。长沙发言中的“吃”音qia，是两千多年前的上古音，而中古才有qi，即《水浒》一类小说里的“qu”，而在四川话的“吃”后，总要带一个儿音，且不讲究声调、平仄等。但四川话比普通话丰富的地方是名词中套形容词，形容词里套名词，使得语言非常形象。比如骂人的“鬼儿子”，就有比喻的成分在，还有“瓜娃子”等。所以在川剧等地方戏里，这些生动的语言经演员在舞台上一表演，就会获得满堂大笑。
马悦然还走访了一些村寨，发现有些语言即或是他这个汉学家也有些费解，“语言比文字更丰富。”因为语言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形成，并带有很深的地域特点。比如居住在同一座大山的人，山上的人说话与山顶的人说话就有很大的区别。山顶上的人说“傻”，山下的人可能说“ha”，可能是与外界交流的频率关系，山上的人更善于用动作表示，山下的人更善长语言。
这样丰富的语言，也容易造成对母语的认同问题。马悦然说诺奖是以颁给用某种语言写作的作家，向来被认为是他的母语，那么汉语作家当然是指汉语写作的作家，但汉语的书面语言和交流语言却不可以等同。
这就容易造成作家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难题，因为我们通常指的汉语就是母语。而对于不同地区的人，却对母语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余华认为自己的母语是海盐语，而变成文字的作品却是普通话。所以就会造成很多人对母语概念的模糊，有专家认为一个人自他有记忆起使用的语言才是母语，那么以此划分，我们的母语并非是普通话。
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角逐
这种对自己母体文化的认同歧义，使得大力推广普通话变成了一种潮流。
在目前汉语热开始升温的前提下，如何保留方言就成为一件有待探讨的事，但它的后果则会导致文化的单一性发展。北师大语言学教授岑运强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的呈现。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洪宝特说过“民族的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而民族的精神就是它的语言。”方言也是语言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文化分化的表现，如果野蛮地驱逐方言，也会使一些地方文化和民俗文化消失。
河尚在他举办诗歌朗诵会之前还特地回了一趟贵州，他说他们当地的娱乐节目就是唱山歌，山歌的表现力非常强，既可以成为求偶、谈情说爱的媒介，还可以记载当地的文化、风俗。比如男女求婚需要对山歌，出嫁时“坐歌堂”也要唱歌，哭丧时也要唱歌。他认为这如当年的《荷马史诗》，把一个人的一生或者半生优点用歌声唱出来。
以后就发展成赶集，男女在集市上对唱，唱到高兴时也会来一段舞蹈，一切都是率性而为，这与当地人生活习惯有关。他们不认为天下有什么难事，所以在喜事时唱忧伤的歌，在悲伤时唱高兴的歌，其他地区的人就很难理解。他们也不认为这种街头求偶是一种自由。
目前，一些村寨也能收到央视的节目，他们渐渐不喜欢原来的娱乐方式，这也使得部分山歌传承出现了困难，他想用录音机把他们的声音保留下来，这也是对自己文化的一种责任。
其实，不仅是贵州的地方文艺，其他地区的文艺剧也在消失，舞蹈家杨丽萍才因此萌发了把《云南映象》搬上舞台的想法，哪知竟然在国际上产生极大影响。
她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我们汉语范围内的地方文化，现在在保护范围内的又有多少呢。比如川剧、豫剧、昆曲、黄梅戏，现在都有些萎缩，这因此让很多文艺工作者担心在强势的主流文化冲击下，地域文化却没有它的生存空间，这也势必造成我们的文化向单一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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