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一琨/文
1948年9月1日，又一个记者节到来了。然而此时，《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却倍感压力。报社总经理胡政之在实现了《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以后一病不起，报社重任几乎由王芸生一肩担当，更重要的是，《大公报》继续走自由主义道路的主张并不见容于两大政党，在紧张的时局面前显得左支右绌。
对此，胡政之在《大公报》港版复刊词中写道：“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地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尽管是记者的节日，但是言论自由的空间正在极度萎缩。国共和谈破裂以后，三份著名的进步报纸《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晚报》被查封。出身于《大公报》，在《文汇报》“主持笔政”的徐铸成以及因为时政报道而声名鹊起的《新民报》记者浦熙修都被迫离职。
徐铸成的《文汇报》正如徐本人一样，是一份倔强的自由主义报纸。在过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祯还能对这份报纸“保持一份西方民主态度”。徐铸成的日记里记载着，吴国祯曾经多次约自己谈话，而徐铸成“率直与之辩论”。还有几次，吴国祯打电话质问徐铸成某一新闻来源，而徐铸成回答说媒体要谨守新闻道德，新闻来源必须保密，有什么问题自己负责。无可奈何的吴国祯只能说“再见”，挂上电话。
但是到了1948年，面临经济崩溃和军事失利的双重压力，国民党政府对直言不讳的自由媒体施加着前所未有的高压，上海市新任党部主任的到来，使得《文汇报》的命运急转直下。
在《文汇报》被查封以后，徐铸成曾经去南京多次活动，但是无功而返。梦想破灭的徐铸成对当时的《人物杂志》谈了对中国新闻界的看法：“中国之有近代报业不过百年历史，虽然在内容上和技术上还很落后，但近几十年来，的确有不少志士仁人如孙中山、梁启超、宋教仁、于右任、邵力子诸先生投身新闻界，奋如椽之笔，启迪民智，开创革命先河。”
但是现状却是，一些报纸“对于血淋淋的事实都加以抹杀，反口噬人。这对于下一代青年记者养成不顾真理，歌颂暴力不以为耻，反以说谎为当然，这影响太大了！新闻界的遭遇，的确是空前未有的沉重，然而即使如此，也未必可以作为噤若寒蝉或颠倒黑白的理由”。
随后，徐铸成前往香港继续出版《文汇报》，并且约请浦熙修为报纸撰写《南京通讯》。
尽管当局不许浦熙修再以记者的身份活动，但是她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中文秘书傅泾波、立法委员于振瀛、陈建晨以及一些新闻界的朋友，都愿意同她交谈，提供一些信息。每星期，她从报纸上找出一个反蒋的主题，加上采集到的信息，归纳分析，写成一篇通讯，经由上海寄往香港。
这一年，《文汇报》香港版以青函(青涵)署名，连续发表了浦熙修的一系列文章《是王牌么？改革币制内幕》、《济南失守前的南京》、《济南易手后的南京》、《币改的挣扎》、《暮秋南京》、《今日南京》、《金圆券的下场》。
与之相比，王芸生和《大公报》的梦醒得更晚，更痛苦。这张以“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作为办报方针的著名报纸，在用人方面一直坚持兼容并包、无党无派、唯才是举，对于持有共产主义信念的记者并不加以妨碍。1931年《大公报》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吴砚农身份泄露，胡政之安排他去日本留学，并兼任驻日记者。而早在1938年3月，《大公报》最著名的记者范长江就参与发起“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左翼组织，对此报社也从未干涉。
但是在报社的政治取向上，尤其在国家命运即将发生转折的时候，王芸生仍一直坚持“中道而行”，他认为今后国际大势将走向两个世界：一个是英美集团世界，另一个是苏联集团世界，而中国切莫一边倒，不应该甘作附庸国，自毁国格。
在1948年记者节这天，王芸生为《大公报》撰写了社评《九一之梦》，表达了他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构想：“理想的梦，最终会圆的。”
王芸生说：报是五颜六色的。这不是说报纸的颜色，而是说报纸的内容。种种样样的报纸，数不清的种类，有的属于政府党，有的属于在野各党派，有的代表大企业家的利益，也有的代表中产阶级或勤劳大众的利益。这许多报纸，七嘴八舌，各说各的话，只要言之成理，百无禁忌。除了触犯了刑法上的诽谤，要防被侵害者控诉而被法庭刑讯外，此外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
曾经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中日关系史，也曾经因为评述河南饥荒的社论《看重庆 念中原》得罪蒋介石，导致《大公报》被停报三天，现在的王芸生已经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在报纸上，他为《文汇报》等报纸的被查封多次呼吁，因此不断触怒当局，遭到国民党报纸的围攻。记者节到来了，但是王芸生却在痛苦中寻求出路。
就在此时，《大公报》驻美国记者杨刚回国，与同王芸生同事多年并在《大公报》任专职社评委员的李纯青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对王芸生做工作。一连几天，王芸生将编务托付他人，早早回家，与杨刚、李纯青等多次长谈。
李纯青后来在《战后〈大公报〉见闻》(原文登载于《经济新闻研究》第23期)一文中回忆说，1948年仲冬，自己好几度登王公馆之门，跟他深入谈心。夜茫茫。李纯青觉得，王先生好像老衲垂下眼帘，静坐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连说话都叫口吃吞掉了一半意思。
有一次对话如下：“没有出路了！”他喟然长叹。“想想办法吧——柳暗花明……”
另一次：“国民党完了！”王芸生说。“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呢？”李纯青说。王感到奇怪，朝李纯青瞅了一眼。
又一次：“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王自叹。“不见得吧！”李纯青建议王芸生仔细想一想，过去《大公报》做得对不对，今后走什么道路好。他表现得不耐烦，对李的游说不感兴趣。
夜茫茫。李纯青又上王公馆去。经过多次交谈，李摸到了他的脉搏，劈头便坦率地说：“王先生，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到解放区去？”王听了此话，瞳子忽然闪亮，但随即露出疑惑的神色，问：“谁叫你问？”李回答说：“这你就不用管了。”王芸生接下去说：“共产党可不要我啊！”
“如果共产党要你呢？”
“那绝不会，不可能的事。”
隔了几天，李纯青又去探望王芸生，极其郑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请你参加新政协会议。”
王芸生惊愕地直视着李纯青……不一会儿又镇静下来，轻轻地问：“你说，是谁邀请我的？”
“毛泽东主席。”李毫不犹疑地直说。王芸生沉默良久，显然不相信李的话。以后李纯青才知道，他偷偷地向某民主人士打听，证实李言不虚。然后王芸生向李纯青表示：“甚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
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王芸生见到了同样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会议的徐铸成、浦熙修、杨刚以及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范长江。
但是，这群笃信新闻自由的记者们在后来惨烈的政治风云中却纷纷成为“旧闻记者”，接受批判、写交待材料几乎成为他们后半生主要的工作。
王芸生被迫写下了“自我讨伐”的长文：《1926年到1049年的旧<大公报>》，将污水不仅泼向自己，还泼向自己一向敬重的报纸创始人张季鸾先生。
在反右斗争中，《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10名记者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有7人，其中包括浦熙修。1958年春天，浦熙修被撤销了新闻界的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与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二十年新闻记者的生涯，就此终结。1970年，浦熙修病逝于北京医院急诊室的走廊里。
1957年10月7日，杨刚在北京家中自杀身亡。1970年12月23日，范长江在河南确山干校自杀。这是《大公报》中最著名的两位“左派记者”。
性格刚烈的徐铸成一直活到了1991年。他在回忆录中说：“新闻记者必须明是非，辨黑白，敢于秉笔直书，我国又一向新闻自由之习惯，因而被害者更屈指难数。”但他并不自悔以新闻为职业，从中学时代就立志以新闻为终生事业，即使后来历尽坎坷，终无悔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