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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出路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06日 18:16 经济观察报

  -本报首席记者 章敬平/文

  做官员

  1950年代以来,中国记者告别自由职业时代,成了体制内的“干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堪以说明从政在记者的纷繁出路中,究竟有多么宽广,但由普通记者成长为中共
高级官员的个案,50年来从未中断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20年前,就是新华通讯社内蒙古分社农牧组的一名记者。他在内蒙古分社官至党组成员后,被选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由此别离记者生涯。

  河南省委书记,刘云山的昔日同事,比他年长三岁的徐光春,不仅是地地道道的记者出身,还是新闻系的科班出身。这位60岁的绍兴人,自17岁担任《杭州日报》特约记者始,和新闻打了三十年左右的交道,并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徐,相继在《兵团战士报》、安徽新闻图片社、新华社安徽分社、新华社上海分社、新华社北京分社、光明日报社等媒体,做过记者、组长、副社长、党组副书记、社长、党组书记、副总编辑、总编辑。

  在省市这一层面,由记者而宣传部长者也不乏其人。2001年10月,中共辽宁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焦利为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年近知天命的焦利,过去是辽宁日报集团的一名普通记者,并创办了东北发行量最大的《辽沈晚报》。出色的新闻业务,周备的政治素质,把他一步步擢升为辽宁日报集团社长、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直接由名记者一步步打拼成省委常委,这样的例子,颇为罕见。

  记者能够从政,往往在于它们善主笔政,尽管这并非惟一的原因。1991年的一天,刚刚完成40天入藏采访任务的《人民日报》记者朱维群,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慢慢提拔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朱,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朱最后一次采访的主题是:“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第一个任务是:参与修改中共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的贺电草稿。

  据港报称,62岁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由于偶然间撰写了一篇少先队员的献辞,感动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从而丢弃了长达10年的英文教鞭,去刚刚筹建的《福建青年》杂志社当记者。10年后,兼任中国新闻社港澳台部主任的陈佐洱,被调往国务院港澳办秘书处。

  正如英文助益陈佐洱,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殊,从一个记者成为外交官,也得益于英文。待硝烟散尽,战地记者王姝,以新华社驻外记者的身份,闯入非洲。由于她对欧洲情势的精准把握,受到了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赏识,一跃为中国驻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等国的外交大使。

  一般而言,“部委办报时代”,记者从政,第一步跨入的多是主管报社人事的部委。司法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两年前,还是法制日报社的副总编辑,和焦利一样,这位有法学博士头衔的名评论员去司法部报到前,从未离开过报社。

  在江苏,一位市委书记曾是《苏州日报》的副总编辑,一位县委副书记,曾是《中国改革报》的主任记者。

  新闻记者调任体制内官员并不奇怪。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这些新闻机构,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体制内的新闻记者,都是组织人事部长备案的“干部”。副处级以上的记者,可以直接调往党政机关。中国很多党报记者被提拔之前,都会被派到市县乡挂职锻炼,。作为培养后备干部的一种手段,南方一杂志的总编辑,曾被组织人事部门派往美国公费留学。

  记者从政,1949年以前也有,陈布雷就是典型代表。记者从政,亦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寰宇之内,已故、卸任以及在任的国家元首中,好几位是新闻记者出身。

  今年春天谢世的黄金辉,新加坡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大半生都以新闻记者为业,且为美国合众社效力18年。

  原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森喜朗,1960年从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日本一家大报的记者。

  1997年,凭借做过记者和主持人的非凡才华,玛丽-麦卡利斯夫人成为爱尔兰民选总统。这位做过主持人的国家元首,与人说话就像一个热情温和的女主播。

  60岁的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青年时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当通讯兵,随后去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消息报》当了一名记者。

  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说,在英美国家,记者从政的很稀罕。“二战”前后,一些新闻记者成为英国的大臣和美国的外交官。1970年代初,随尼克松总统开始中美破冰之旅的国务次卿,是个做过四年记者的职业外交家。

  美国记者直接从政的不多,常见的是著名记者以政治家高级幕僚的身份,参与政务。尼克松和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首位到延安访问的西方记者斯诺,两度获得普立兹新闻奖的政治评论家雷斯顿等,都参与其中。

  做生意人

  美国以及泛泛而论的西方国家,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建制地下海经商,不得而知。在中国,却是1980年代以来的新生事物。

  1989年底,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下海经商。此前,新闻机构往往是“八旗子弟”才能问津的贵族职业,一旦躬身其中,鲜有人主动退出。1989年非政治原因离开《中国科学报》的张树新,是一个另类。三年以后,希望借记者这个职业熟悉了解社会的张树新,创立了IT界耳熟能详的“瀛海威”。

  记者下海经商,有时候出于对自己借传媒造势的自信。“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以《浙江日报》记者的名义考察过5年商业,而后下海。先是“农夫山泉有点甜”,再是“水战”,继而是“一分钱奥运”, 钟的炒作宣示“记者下海后节约广告费”的笑话,起码在个案面前是严肃的。

  所以,笃信“企业不炒作,不如木乃伊”的家电、保健品、汽车等偏重市场炒作的行业,较喜欢延揽新闻记者充任公关经理,他们相信记者是经理人团队中最善于借传媒东风的族群。2002年,35岁的《经济参考报》汽车周刊主编孙勇,空降到安徽的奇瑞集团,夺取销售总经理一职。

  尽管8个月后败走菲亚特,孙勇的例子还是说明了记者为什么有下海的胆量和身价。凭借新华社的金子招牌,自己的自信、勤勉和悟性,作为一个不怀偏见的记者,孙勇博众家所长,八年磨一剑,大抵摸透了汽车生产销售的流程,各汽车厂家的定位当家人的脾性,乃至整个行业的趋向和症结。

  同理,中小私营企业繁茂的江苏浙江,跑经济口的记者跳入私营企业,如家常便饭。2002年,写作《浙商制造》的浙江日报记者杨轶清,加盟中国最大的私营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杭州宋城集团,任董事长助理。

  1990年代,记者下海经商,名气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原新华社名记者王志纲。1994年,王搬出新华社广东分社,步履蹒跚地摸索进顾问咨询业,凭着一个政经记者对中国国情和宏观走势的深刻把握,及其对企业和市场近乎刻骨铭心的熟悉与感悟,他整合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打造了中国实力最大名字最小的“王志纲工作室”。

  在英美国家,记者下海为商人的事不多,采访过邓小平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的柯达全球副总裁叶莺,就是这样的稀罕物。早在纯真的大学时代,叶莺就在台湾地区和日本的电台和电视台当过记者,1970年代末期,又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和纽约全国广播公司继续追求一个新闻人的梦想。

  做作家

  100多年来的美国文学史,总是与美国新闻史纠缠在一起。马克·吐温,海明威,埃德加·斯洛,李普曼——一个多世纪以后,新闻记者的名字,次第登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随着时间的由远及近,非虚构作品,几乎成为新闻记者专属的作品类别。

  抛却一度中断的三四十年,就起点和终点而言,中国新闻史与文学史的关联,类同于美利坚。中国记者的出路,也因此多出了畅销书作家这一条。

  从梁启超开文人论政风尚,到《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2002年出版风靡两岸的《变化》,像小说一样生动的政论,予记录时代的记者以政论作家的荣耀。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范长江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的彻夜畅谈,助他采写了一时洛阳纸贵的《中国的西北角》,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的《红星照耀中国》,交相辉映。

  1950年代以后,新闻记者的政论作品中断了将近40年,尽管党报系统中时有新闻作品集问世,较之近百年前王滔出版的中国第一本新闻作品集,大多数著作的价值,莫过于评职称或证明自己当过记者。

  1998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和凌志军联袂推出的《交锋》,加上盗版在内,超过100万册的发行量,惊呆了小说家。最近三年,原《南风窗》总编辑秦朔催生了他的《大变局》,原新华社记者胡宏伟写出了《温州悬念》,尽管发行量不能与《交锋》等量齐观,被作家遗忘许多年的新闻人,再度和畅销书打成结。

  “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凌志军写作政论的心愿,激发了跃跃欲试的记者中的新青年。曾经立志“做中国的李普曼”的王志纲下海了,比他晚一辈的许知远,依旧吐露出一样的心愿。没等时间的河流将稍纵即逝的细枝末节淘汰尽净,不甘心做历史学家仆人的记者们,急匆匆跳出前台,向读者比划中国和世界可能的变化。

  1999年,秦朔的同学,原新华社名记者吴晓波,以一本发行量30万册的《大败局》,刺激了中国商业财经记者做财经商业作家的梦想。2000年从瑞士拿到MBA学位的新闻学硕士胡泳,以《海尔中国造》、《张瑞敏如是说》开启了严肃商业写作的大门,提升了商业作家的专业化水准。

  西方商业写作火红的过去,把沉浸文学或者报告文学写作中的记者,与时俱进地拉回商业史的写作。以《大国寡民》闻名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赶上了《新东方马车》,从《我与金庸的战争》中退出的迟宇宙,搅进了《联想局》。

  当下,一拨从一线隐退的中年记者依旧蜗居在杂乱的新闻编辑室,内心却多了一份做作家做历史记录者的冷静。他们知道,像萧乾那样被后人同时写进新闻史和文学史的机会微乎其微,像金庸那样由于小说家的光芒,让人忽略他就是报人查良镛,似乎也不太可能。他们只是隐隐觉得,当一个非虚构作家,未尝不是得不到普利策奖的聊以自慰的心理补偿。

  做教授,做学者

  日本的大学从来没有开设过新闻院系的偏执固然令人沮丧,美国的新闻学院没当过记者不能做教授的传闻,加之中国300余新闻专业师资匮乏的现实,令疲惫于新闻事务的中国记者,看到了一条备受尊重的出路。

  2005年春夏之交,原中国新闻社记者高钢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7年前,高的同事,原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徐弘,先行走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嗣后以博导的身份,前往北京大学筹办新闻传播学院。

  展江欣赏他们俩在教学上的成就。给学生做一次报告,与给学生教授一门专业课,是难度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展江惊讶地发现只有本科学历的徐弘做的很好。

  从记者到教授的路,展江走的比较早。1980年代,转业回老家扬州的展,分配至《扬州日报》,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促使审美疲劳的展,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戴上博士帽后,觉得自己过了年岁的他,不太情愿地迈进了“当时男人都不太看得上”的象牙塔。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他把《美国新闻史》以及西方新闻记者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开拓了一代新闻人的视野。

  同样由军人而记者而教授的,还有《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刚。2000年从《南方周末》撤出之后,钱落脚于上海大学。《解放军报》的名记者,《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者,《南方周末》辉煌时代的主事者,香港大学的访问学者,最终将钱钢铸造成一名学者。

  中国大学的新闻院系,记者出身的教授并不罕见。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武汉大学的罗以澄,都得过官方的新闻奖。中国文凭高消费浪潮中,野草般疯长的新闻院系,频频向新闻界的资深人士发出英雄帖。

  在美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普利策特稿奖获奖记者中,《凯丽太太的妖怪》的作者乔恩·弗兰克林去了俄勒冈大学做创造课教授,《策普的最后一站》的作者马德琳·布莱斯去了马萨诸塞大学做新闻学教授。

  可以预见,将有为数不少的中国记者,会在未来进入大学新闻院系,尤其是胡泳那样攻读博士学位的记者。

  不是所有在新闻研究上有所成就的记者,都去新闻学院做学者。2005年秋天,原《南风窗》编辑张念,就应上海交通大学之邀,任教于该校人文学院哲学系。年逾而立的张,自中山大学毕业后,一边做记者,一边创作小说,一边撰写文学人类学评论,终于在自觉“老得跑不动”的时候,搬进大学的公寓。

  由记者而商人而作家的王志纲,表示日后不仅要作学者作教授,还在构思办一所岳麓书院那样的私人学院,不依附于任何大学,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出身于记者,出名于学者,并不局限于新闻学领域。自命为民间智囊的经济学者仲大军,是从新华社大院走出来的。创建乡村建设学院的著名哲学家,蒋介石的座上宾梁漱溟,也在当年的京华干过采集传播新闻的记者。

  其实,从记者到学者的门槛并非不可跨越。仅就方法论而言,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自以为首创的访问法,费孝通在江南乡村的田野调查,与新闻记者的采访有什么手段和本质的区别吗?

  职业化之痛

  10年前,王志纲说过,记者是走向其他任何理想职业的最佳通道。向每个受访的有成就的人物学习一句有用的话,就能成为人精的新闻记者,正成为10%毕业生期盼的职业,尽管凌志军认为,在中国,记者的名声已大不如从前了。

  越来越多的报刊,到处都在挖人的新闻媒体,却没有出现明显的职业化倾向。上个月,本报总编辑率10位青年记者去美国大报访问,见到一位50年没有跳过槽70多岁还忙于采编的美国同行,本报记者蓝姝,直喊“惭愧”。

  中国记者职业化的议题,本世纪初一度被提出。但新闻业的门槛没有像先贤们预期的那样变高,反而与克朗凯特嘲弄美国80年前“认字就能当记者”的情势异常接近。王志纲说,这么浮躁的新闻业,怎么职业化?

  考虑到新闻记者的开阔视野,纵横人脉,一些年轻的记者甚至以此作为侧身企业、政府的敲门砖。这样的念想无所谓好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撰稿人班底中,有一个持哈佛文凭的华人女孩,干过一年记者后,为第一夫人撰写了5年的演讲稿。她相信白宫履历,对她的从政生涯将助益多多。

  从政,经商,治学,写作,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人的自由选择。一定意义上,记者出路的广博,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记者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然而,从政和经商的记者多于教授和作家,却是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化进程中一个并不美丽的投影。深入探究,中国记者职业化的水平,与新闻管理体制,不成熟的传媒市场,息息相关。前年以来,传统媒体的新闻人,陆续被劝导进了百度、网易等广义上的传媒业,关键之一就在于后者是完全商业化的公司,薪酬待遇和股权设计都不似传统媒体那么僵化。

  无论如何,中国教授和政论作家的起步,已喻示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化的锚起帆扬,尽管它刚刚迈出的一小步,还无法满足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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