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毅
大部分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的人都对凭票购买一切商品的那个年代还记忆犹新:由于计划经济的配给制，市场上物资匮乏，粮票、肉票、布票，甚至买罐头都要凭票供应……而在改革开放近30年的当今社会，在琳琅满目的商铺之中，只要自身经济能力允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任意选购所中意的商品。在绝大部分的中国城市中，人们不仅有了生存的权利，而且
拥有了选择如何生存的权利。社会商品从极度匮乏到“过剩”和丰裕，意味着中国社会从生产主导型的社会向消费主导型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物质匮乏，消费不发达。生活方面基本上靠国家与单位来分配物资，人们对物品的选择性非常小，自我实现的机会不多。有人形容，那个时代是“大家都吃大锅饭，过平均主义的苦日子”。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对国家和单位的依赖很大，生活水平也十分平均，缺乏消费选择权和自主性。随着消费资料供给体制逐步向货币化、商品化和市场化转变，商品供给变得极为丰富。与此相联系，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开始形成，并有了自由选择权。可以说，随着经济生活的解放，每个人的生活自由度都有了提高，能够不同程度地通过市场来实现自我价值，并获得了消费者的自主性。有人因此认为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场静悄悄的消费革命。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赵文词分析了中国的“消费革命”给个人带来的四种自由:
首先，消费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免除疾患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的是物质文明的进步，所谓“衣食足而知礼仪”，物资的充实消除了社会动荡的根源。
其次，人们享有了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商品和服务的品种与范围的扩大使消费者选择程度不断增加，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在消费的过程中花钱的消费者日益处于主动的地位。
再次，人们享有了表达的自由。正是由于消费者在市场中处于的主动地位，使得交易更加富有弹性。生产者必须要听取消费者的建议，否则就不能完成交易，生产者也就无法生存。此外，物资的丰裕也使政府和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能力不断削弱，个体也就不必屈从于上层的压力，从而为人们自由表达思想提供了一个平台。
最后，消费革命还带来了人们享有私人生活的自由权利。自主的消费者不仅不必再依赖政府和单位的庇护也可以生存，而且在他们自己所构建的私人生活空间中，消费者还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受任何侵犯。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可以公开批评国家以及公民有捍卫个人权利的能力。在中国有着多年实证研究经验的美国社会学家戴慧思认为，中国的消费革命正在促进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她写道:“高速的商业化进程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余地，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打破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垄断。”很明显，商业化所引发的消费革命确实减少了党政官员对商品流动的控制，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老百姓对国家和单位的依赖性。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这场消费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自由程度，但人们也要为这场“革命”付出一定的“代价”。其代价之一，就是个体失去了过去所拥有的、来自国家和单位的全方位的“庇护”。个人越来越必须独自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和风险，分担越来越大比例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成本。当前所面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滞后，更是在考验着人们的耐心和智慧。因此，这场消费革命的社会后果和意义，还有待更多的时间来检验。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