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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阳敏 北京报道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一代文坛巨匠巴金在上海华东医院辞世，绵延百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亦至此终结。据华东医院有关人员称，这个夜晚，巴老走得很平静。
早在1999年2月，巴金就因呼吸道感染引发高烧，生命垂危，此后老人的生命一直在病
痛和无奈中艰难地延续。其间，病情数度反复，令外界猜度不定——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老人的存在更多地是一种象征和符号。
早年：对自由的向往
1904年，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从1928年写作《灭亡》起，开始使用笔名“巴金”。从192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巴金一生中共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及《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等作品，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5岁时，巴金随当知县的父亲迁居四川广元，直到八岁时才回到成都。这一时期革命风云变幻，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们家中做了五色旗，2月清帝溥仪退位，他祖父因革命而感悲哀，但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可二叔、三叔颇感幻灭，而这些，都对幼年的巴金影响甚大，某种程度上成为其后来创作的部分根源。
1919年，巴金15岁。“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涌入四川，巴金开始接触《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新潮刊物。次年，他读到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中译本，后又读到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深受感动。同期，在他读到流亡美国的俄国作家爱玛·高德曼的文章后，开始有了献身社会革命的明确信仰；后来，巴金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
1922年，青年巴金热血方刚，参与创办成都的《平民之声》周刊，主持编辑事务。他将通讯处设在自己家中。并常常散发传单，鼓动革命，甚至上街游行。
1923年，19岁的巴金第一次出川，渴望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投身到新的广阔天地中去；该年5年，他和三哥尧林离开成都乘木船去重庆，沿长江到达上海。
1927年，23岁的巴金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在法国期间，巴金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等人的著作，并继续研究克鲁泡特金学说、易卜生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以及俄国社会运动。
1929年巴金回到上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开始创作《家》、《春》、《秋》、《雾》、《雨》、《电》、《新生》等影响了好几代人的重要作品，并翻译了大量社会思潮作品和文学作品。
从巴金早年的信仰，可以看出，他在精神上希望冲决旧束缚，无论是国家、家庭抑或是社会，而这同时又意味着舍弃和付出。如此的追寻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了日后巴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他要求革命的冲动，他要将自己的一切交付于社会的冲动，以至于他那“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的言辞。
这种执着延续到了巴金在最后的岁月里所热衷的诸多事情，如《随想录》、现代文学馆等等，也莫不是皆与此有所关联。
晚年：“真”和“良心”的忏悔
有人说，巴金晚年的伟大之作，一是五卷本的《随想录》，另一则是呼吁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有人说，巴金晚年最大的贡献实则在于呼吁成立“文革博物馆”，他们认为，尽管将与现代文学相关的手稿、资料保存下来有着莫大的意义，但如果文学如不能有直面内心的勇气和良知，保存下来又有何用？
1981年2月14日巴金先生在为香港《文汇报》写的《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关于“寒夜”》和《创作回忆录·后记》中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搜集资料是重要的事。我们过去太轻视这一类的工作，甚至经常毁弃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化成灰烬。我听说日本东京有一所‘近代文学馆’，是作家们自己办起来的。我多么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这段话已将建成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的意义讲得十分明确了。
这一倡议于1981年3月12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刊载。1985年1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宣告成立。
同时，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事也一直萦绕在巴金心中。《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很细致地回忆了所知的一些情节。李辉说，在他看来，以后的人们大概会因为巴金提出这一建议而永远记住他。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在该序中，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了声音。
同年，翻译家草婴与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同去看望巴金。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又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大约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最重大的工程了。后来，巴金老人得知《“文革”博物馆》日文版面世，而英文版也即将面世，竟一时间激动落泪。
从1978年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最后一篇《怀念胡风》，晚年巴金用洒洒40万言写就一部《随想录》，一部无比沉重的“忏悔录”。同样，面对“文革”，巴金并不是将一切过错归咎于时代，或是他人，而是“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他不懈呼吁建成“文革”博物馆，良苦用心恐怕仍在于此。
从撰写《随想录》，到呼吁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及文革博物馆，巴金老人倾注其中的，一是“真”，二是“良心”。没有心，也就谈不上忏悔了。
《收获》大编辑：文学圣地的看护者
巴金不仅是文坛巨匠，同时也是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4年之久，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参与出版了大量新文学的书籍，不但使得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为新文学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也培育了大批优秀的文学青年。而在巴金最后的一段岁月中，作为编辑家和出版家的巴金仍旧是不能被遗忘的——因为有巴金的存在，《收获》一跃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标志性刊物，并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最优秀的当代作家。
《收获》创刊于1957年，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曾遭受到两度停刊、两度复刊的艰辛历程。《收获》刊名原意为“老作家的新收获“，并在创刊号中发出了老舍的作品《茶馆》，希望记录下一代现代文学的老作家进入新中国之后的转变。
文革后，《收获》复刊，由巴金主持工作。而堪称奇迹的是，之后，该刊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头牌文学刊物。
近20年的时间里，陈村、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等一大批当代知名作家先后出现。“《收获》的编辑眼光很好，不发关系稿，是以质取文，而不是看人取文。据我所知，中国许多最有名望的作家都遭遇过退稿的事情，我也一样。”作家陈村说：“《收获》的风格是选择在传统和新锐间取得平衡，兼收并蓄——这从理论上说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件困难的事情。”
而后，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接管《收获》编辑工作，一概将其父的风格贯穿在杂志中间，没有丝毫的松懈。与巴金家庭及李小林关系较近的人告诉记者：“李小林是个品质极高的人。她秉承了父亲的教诲，坚持了《收获》纯文学的办刊方针，是极为不易的。”
《收获》是巴金为当今中国的文坛留下一个阵地，也为文学保留一片净土。20多年来，《收获》表面看似风平浪静，但却也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风波，但办刊的风格始终未变。
不知巴金谢世之后，《收获》是否依旧能作为中国文学的圣坛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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