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在生活的河床上流淌

　　文/沈南乔

　　《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作者大卫·弗里德曼，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儿子。尽管他是一位芝加哥的物理学博士，但在父亲米尔顿和母亲罗丝(同样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的熏陶下，大卫最终还是走向了经济学道路。

　　《生活经济学》并不是大卫最重要的作品，因为它实质上是一本经济学的普及读物。尽管它是一部轻松的读物而不是理论巨著，但仍不失为最杰出的经济学书籍。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充分领会到什么叫做“深入浅出”：它生动风趣的语言引人入胜，引用的实例始终围绕着日常生活，但却包含着最深刻的经济学思考。

　　第一位以经济学原理全面诠释日常生活，并由此为经济学开拓了全新视野的经济学家是加里·贝克尔，1992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皇家科学院解释授予贝克尔该奖项的理由是，贝克尔教授“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但我一直怀疑，对于颁奖者的这一评价，贝克尔先生本人是否满意。因为，在真正痴迷的经济学家眼中，恐怕没有什么“非市场行为”可言。因为他们研究的，本来就不是什么市场，而是人的选择。而人类的一切行为，恐怕无一例外都是选择后的结果。

　　所以，经济学原理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之中，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正如这《生活经济学》封二上的那段文字：“从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济学家。”

　　《生活经济学》与贝克尔的《家庭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主要目的是理论创新，而前者更着意于启发大众的思维。所以，前者更能引发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知识分子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社会？

　　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理性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边界。无所不能的理性是上帝的专利，非人类所能具备。所以，知识应该为信仰留下余地。

　　如果理性突破了它应有的界限，就会产生理性的谮妄。在认识层面，它表现为种种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在实践层面，它导致了对自然“改天换地”的恣意践踏和在人间重建天国的种种

神话。

　　从理性层面来看，知识分子在大众面前占有优势，所以“知识就是力量”一语更准确的翻译，或许应该是“知识就是权力”。

　　无视理性边界的知识分子要影响社会，选择的是自卢梭以降的理性主义方式。他们将自己抬高至与上帝比肩的高度，宣称只有自己洞察了宇宙间最高的原理；他们端坐在平静的书斋之中，唤起一场喧嚣的革命。他们凭借理性的高度傲视众生——即使他以他们的名义，或者宣称代表他们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芸芸众生不过是可供驱策的棋子，或者可供试验的动物。

　　而恪守理性边界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另一种方式。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跟我本人一样，无论知识的多寡，都同样拥有评判真伪的尺度，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对于我所言的任何内容，每个人都可以有怀疑的权利、拒绝的权利和反对的权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大众面前就是无所作为的，恰好相反，他对于社会、历史，往往有着坚定而强烈的信念，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只是不试图去强行改变他人的思想。他引导别人的方式不是“教导”，而是对话。

　　对话者之间需要共同语言。这里所说的“共同语言”，不是共同的字符集、词汇和语法，而是可以一致认同的讨论基础和对真实世界的共同体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游戏只是河水，生活形式才是河床。

　　苏格拉底为我们营造了对话者的第一座丰碑，他从不试图改变他人已经形成的固有观念。恰好相反，他总是从对方最熟悉的领域谈起，以对方最认同的说法作为讨论的起点，这种方法，被称为“精神助产术”。而对于大众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最认同的莫过于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大卫的言说和言说方式，当他向我们展示最朴实的生活图景时，其背后隐藏着人类智慧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