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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铁鹰
2005年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馆，第一次看到中国古代皇帝们亲手批过的公文真迹。原来清朝有个规矩，凡是皇帝批阅过的文件(奏折)，都要把原件放到宫廷的档案馆保存，国民党从北平撤退时，用军用飞机把皇帝们批过的十多万件奏折都拉到了台湾。
我对那些奏折里的内容是一头雾水，可外行看热闹，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所有写给皇帝的奏折字体都一样大，然而，全文惟有一个字比其他字小，这个字就是“臣”字。比如：“(河南巡抚某某某)臣向皇上禀报……”或者：“臣以为此事万不可掉以轻心……”等等。更有甚者，一个山东巡抚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写到：“(山东巡抚某某某)奴才向皇上叩报……”这位山东巡抚在整篇奏折中用“奴才”代替了“臣”字，通篇的奴才都是小字号的奴才，最后连雍正都看不下眼了，在第一个奴才字上不客气地划了一横，旁边批示：“臣更得体”(注：称臣更合适。)
从台北博物馆出来，这个小小的“臣”字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竟是个“奴才”的后代。我家祖籍是山东，我爸爸的爷爷——我1889年出生的太爷爷是个农民；当时山东的省长，在皇帝面前都是个小奴才，我太爷爷岂不是个小小小奴才？
奴才是什么？就是没有思想(不知道对错)的人，是强势的人的帮凶。强势的人说对，他就说对；强势的人说错，他也说错；强势的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其实，大多数奴才也是有思想的，只不过他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严格地说，奴才应该是不敢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人。一个不敢公开表达思想的人，当然是胆小的。胆小的人，为了能活下去，或者为了活得更好，就要阿谀奉承，装傻，撒谎；必要时，还要指鹿为马，当帮凶。因此，这样的人哪里还有尊严？其实，奴才们之间比得就是：看谁更没有尊严，因此，在给主子的行文中，也就竞相攀比着把自己的称呼写的越来越小，越来越贱。那些小的“臣”字和“奴才”字，就是奴才们渺小人格的真实体现。
从1911年中国推翻最后一个皇帝算起，至今还不到100年。生物进化论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物种的DNA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无论如何是不能发生本质的改变。难怪，我即使到了澳洲，碰到官人有时还觉得气短，脸上不自觉地就挂上讨好的微笑。不仅我如此，看台湾电视，国民党那些在西方喝过洋墨水的少壮派们，如马英九、宋楚瑜等人在电视上回忆起靠父亲蒋介石的余荫当上台湾“总统”的蒋经国时，仍然热泪盈眶。我相信他们的眼泪是真的，因为跟我一样，他们身上也有“奴才”的DNA。
一个国家里，奴才多不是好事，因为奴才没思想，都不愿意拿主意，就知道写奏折，屁大点事都要报给皇帝。可是皇帝也是人，哪有那么多精力，管那么多事？于是，像好多电视剧里描写的那样，能干的皇帝都英年早逝，累死了；再于是，国家就乱了。
同理，一个企业，如果奴性的人多，效率就要降低。因为企业之间竞争的是效率——就是比谁做事快。企业的效率都是产生于生产和服务的第一线，如果第一线发生的问题，都要由上一级来解决，企业的效率就会浪费在上传下达的过程中；更要命的是：上级不仅不见得比下级聪明，而且信息量一定比下级少，所以，一般情况下，上级的主意一定是馊主意多！因此，让上级能作的最好决定无非是：“好！就按你们(下级)的意见办吧。”正因为如此，现代企业管理才大肆鼓吹什么组织结构扁平化和团队管理，其实，无非是把企业的决策权尽可能下放，直到下放给产生信息的终端——生产和服务的第一线。
然而，这样的企业管理方式在奴性的人多的企业里是实行不了的，因为，他们不会思考，也担不了责任，就像那些大臣一样。
(作者为香港华润创业前董事总经理、现北京大学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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