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杂志：留下来的人

　　他们家族的历史、个人的性格和城市的气质、命运胶着在一起，形成百年谋生立业的特殊体验和人生感悟，为我们触摸北京这个城市提供了官、商、民三个角度的个人切片

　　文/本刊见习记者 雷晓宇

　　所谓“老北京”，不是一个知识概念，而是一个人文概念。司马迁说：“居之一岁， 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这种悠久岁月在北京人身上沉淀下来的趣味、道德、礼俗、亲朋之道，甚至毛病和陋习，就是“老北京”，就是世家风范。

　　通过豆汁和糖葫芦感受到的北京只能是割裂的、片段的。北京的文化，首先在人，而不是物。这三位老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老北京”，他们在北京的世家传承短的200多年，长的600年。他们就是所谓“留下来的人”，他们家族的历史、个人的性格和城市的气质、命运胶着在一起，形成百年谋生立业的特殊体验和

人生感悟，为我们触摸北京这个城市提供了官、商、民三个角度的个人切片。

　　马旭初：

　　600年世家胜景和大孤独

　　马旭初指着墙上的一张老照片，说：“这是我初中的时候。你看，脸庞儿也不发愁，长得还凑合吧？”

　　照片上的少年是北京兴隆木厂的马二少爷、营造马家第14代传人。他头发梳得光亮整齐，西装笔挺贴身，对着镜头微微笑着。这个时候，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正是马家和马旭初的流年胜景。

　　马家的祖上叫马天禄，是河北深州的木匠。永乐年间兴建北京城，从此就在帝都扎根了。马家干木匠活代代相传，到了马旭初的祖父马辉堂这一代，已经是京城的木厂营造大家。当时北京从事古建的八大柜八大木匠铺子，都是马家的，其中最大的就是兴隆木厂，专门修皇家园林，颐和园、故宫、北海、承德

避暑山庄，北京这四大世界文明遗产，都是马家经手修起来的。“挣皇上家钱挣了600年”，要说赔本买卖也做过，光绪年间就赔了20万两银子。那时候朝廷已经穷得连汉白玉栏杆都砌不起了。祖父一边冲着皇上的恩典把活干完，一边有自己的主意——“八国联军来了一挨打，我祖父想，得学洋玩意儿，大刀不管事，得洋枪洋炮。和《茶馆》里面写的一样，他也想办实业。”

　　马家显然比《茶馆》里的王利发成功多了。除了木厂生意之外，祖父马辉堂还拥有十几家企业，“以前前门大街全聚德往前的那一块全是马家的，得有百十好几家店”：木厂、自来水公司、有轨电车公司、药店、五金行、电灯公司、北京饭店……用马旭初的话说，就是“一般的买卖都有”。那时候马家有钱到什么程度？“什么数不知道，反正不愁吃不愁花。”马旭初当时年纪小，对钱还不上心。但是马家木厂的徒弟邓九安说了：“你知道马家有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从户部(就是现在的历史博物馆)用车拉银子，接连不断地拉到西四的柜上，得拉一天一夜。”

　　这么庞大的生意，马旭初说很简单，“靠的就是人治，要相信人”。祖父马辉堂“是个纯粹儒教加佛教的人”，治家治业，他都推崇言传身教。他为人朴素，一辈子穿布衣布鞋布袜子，一点不奢华；挣钱救济穷人，开粥厂开学校，舍棉衣舍棺材；他甚至雇了一个中国厨子和一个外国厨子，就是不让子女上外头吃饭，特别是租界里头，怕学坏。他没念过书，教育子女的都是一些朴素道理：有钱的是左手金右手银，没钱的是左手打狗饼右手打狗棒，人一辈子，两把指甲来，两把指甲走。

　　在马辉堂的坚持下，儿孙辈都上的洋学堂，成了知识分子，不再是手艺人。马旭初四十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建筑系，是梁思成的关门弟子，也干了一辈子古建。现在有人劝他：“这些黄琉璃瓦基本上都是您家祖上修的，您把它保护起来，上对得起老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这话没错，可是现在北京的古建保护叫老爷子生气：“这里任何一块砖头都比你年纪大，怎么能够胡来？让我做顾问，我是八百里寒路自带干粮自带水，别使车接我，我不摆那个谱，摆的是能耐，不是天桥的把式。我拄着拐棍还能走。谁也别跟着我。”

　　年轻的时候，马旭初曾经梦想这样度过自己的晚年：和太太一起去起士林那样的西餐厅，跳跳舞，听听爵士乐，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眼下，他82岁了，一个人住在一套两居室的旧板楼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每天像在蹲监狱”，这是马旭初不为人道的小寂寞。没能护下少年时候的那个老北京，这才是他的大孤独——自己祖宗修的房子一点一点变了样，“现在外地人来北京，下了飞机，得打一小时车来故宫，才知道自己是在北京。”

　　马延玉：故纸堆上坐

　　马延玉比马旭初小上十几岁，得管他叫叔。虽说同姓，又是世交，其实他们一点亲戚关系也没有。马延玉是前清内务大臣绍英的孙子，说起来，以前马家还是给他们官家干活的。解放后，马延玉家从大宅子迁到小院子，又从小院子迁到马厩，马旭初来帮他们修整房子，就这么结下的交情。

　　马延玉现在有两套房子。一个是朝阳小街新鲜胡同的拆迁房，给了儿子和老伴。他自己在管庄花800块钱又租了一个一居室，平时一个人住这里，周末偶尔回市区一趟。

　　一走进他的房子，就闻到一股旧书的隐约霉味。房间里没法两个人并排走，要转身也费劲——全堆的是纸箱子，箱子里面都是文革之后马延玉领回来的宝贝：祖上的家谱和家书。粗粗一数，就得有20几个箱子，具体有多少，马延玉自己也不清楚。马延玉从北京摩托车厂退休以后，这些年就一直在鼓捣这些东西，整理资料，研究自己的家族历史。一本一本地看，一样一样地把玩，可东西实在是多，就算这样，也有好些箱子干脆就从没打开过，只知道是纸，不知道纸上写的什么。

　　马延玉打开抽屉，给记者看一个小信封：是启功先生去世时候的治丧讣告通知。再普通不过了，白信封，黑字印刷落款，圆珠笔的字。“我们和启功也能说上话，他的追悼会我也去参加了。他和我爷爷一样，也是个胆小的老头。”说完，他又翻箱倒柜地拿出一摞有些褪色的红纸，小心翼翼地展开，有四开大小，两个臂长——这是他祖父绍英1925年去世时张贴的讣告通知，里面光是逝者的职务名号就写了整整两开纸：光禄大夫、太保、前总管内务府大臣、高等实业学堂监督、钦差出使各国考查政治大臣……后面落款的子孙名号又是满满一张纸。和启功的讣告一比，这些多出来的东西，就是老舍所说的“北京人失落的排场”。

　　不过，讣告上并没有马延玉的名字，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他这辈子也从来没有见过自己传说中的显赫祖父，电视剧《走向共和》开播的时候，还有同事给马延玉打电话：老马，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爷爷啦。马延玉就乐，那不是我爷爷，那是演员。

　　按马延玉的说法，这样东西是他怎么也不会拿去卖的宝贝。还有一样，就是庆亲王奕匡力当年和绍英家结亲的喜礼簿。整整一本，谁来过了，送了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有趣的是，当年的很多政敌也一起来道贺：贝勒和军阀、遗老和商号掌柜。“那不管，该做的应酬还是得做，”马延玉指着礼簿那一栏，笑着说：“你看，光茶叶就收了150包，十斤一包，就是1500斤茶叶，一辈子也喝不完。”

　　其实现在马延玉看着先人们的笔迹，多少也有隔着年头看戏的感觉。他和我们一样，对于那个大时代的奢华感到陌生和好奇，看的是个稀奇热闹，而不是沉默的往事。除了小时候被逼着学了一点国画和书法，他受的教育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也不会说满文。马延玉小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败了，父亲是老实的教书先生，实在对付不过去了，就卖一两样东西。当年的大府邸还在，但已经不是马延玉家的，他们一家人就住在以前养马的马厩里，“还是比好多老百姓强，毕竟也有好几间房子呢”马延玉说起来非常知足，他没有经历家族的全盛时期，也就不会像马旭初那样心有千千结。只有一次，小时候在院子里放风筝，线断了，风筝飘到隔壁的大宅子里去。小孩子去捡风筝，这才第一眼看到过去自己祖宗住的地方。“真是漂亮，住了一个什么大官。”马延玉形容不出什么，说的都是老实话。他比较犯愁的是，这些旧书旧纸旧事到底怎么处理：扔了吧可惜，卖了吧也卖不出大价钱，放在家里吧，也没有别的人感兴趣，自己一个人，看到哪辈子才能看完呢？

　　马国琦：熏出来的本事

　　巧的是，这三个老人都姓马，而且把北京的汉、满、回三大族占全了。马国琦是回族人，他的“户部街马记月盛斋”就开在前门楼子后面的一条小胡同里。

　　老店的户部街是已经不在了，现在是天安门广场。1775年，马家的祖辈马庆瑞就在那开了第一家月盛斋，三进的院子，前店后厂，用宫里的方子做酱牛肉、酱羊肉，慢慢做出了名，宫里人反过来要找他买肉吃。65岁的马国琦时刻记得把家族的历史挂在嘴边：“先有月盛斋，后有美利坚，我们比美国还早生一年呢。”现在马国琦的小店墙上贴了一张清朝时候的北京地图，还做了标记—从小店现在的胡同，到创始年代的户部街，也就一个巴掌的距离。

　　前门这一块，一直是北京繁华的商业区。《都门杂咏》记载：“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马国琦说，如今这一块的格局和自己小时候、和父亲祖父那时候比，都没有什么大变化，一样是人多，一样是靠手艺吃饭。祖上传给他的除了“月盛斋”这块牌子，就是一身酱肉的本事——老北京叫“熏出来的本事”。

　　马国琦的父亲马玉那辈，兄弟四个一起接掌月盛斋，一个管账，一个管进货，一个管店，一个管锅。只有马玉有守锅的本事，从14岁到68岁，就没离开过锅。酱肉这个手艺，外人都以为是靠酱汁的秘方，其实“靠的是守锅的经验，10斤的肉块和3斤的肉块怎么让它们一块熟，不能小的都煮飞了，大的还是生的。”父亲马玉酱肉是一把好手，只要他出马，一天就能卖上至少三锅肉。可是也落下了一身的毛病：长年站着干活，静脉曲张，腿老肿着；对着炉子熏了一辈子，熏出肺积水，最后医生抽出来一看，哪里是水，都是油。

　　马国琦真正开始做肉开店，是52岁的时候。1992年，马国琦从国营单位退休，自己在丰台找了个地儿，干起祖传的买卖。几乎是每天一锅肉，卖得很不错。老爷子马玉不放心，过来看，尝了一口肉，就急了：“你就这么干？要这么干就别干了。”原来，马国琦把煮肉的时间减少了一个小时。老爷子倔，觉得这不地道，硬是在店里待了3礼拜。这3礼拜里，店里的肉从开始的一天一锅，卖到了两天三锅，最后卖到了一天两锅。

　　“东西是给识货的人做的，兢兢业业，就怕砸了祖宗的牌子。”马国琦有老派手艺人的自负。好几十年前，梁实秋的女儿写：“月盛斋的肉香，隔着棉帘儿就直往鼻子眼里钻。”现在，经常有客人打100块钱的车，来吃20块钱的肉。当一个好厨子遇见了好食客，那是惺惺相惜。所以，马国琦的老伴、儿子、媳妇全家都在这个不起眼的门脸里边驻扎下来，准备把200年的家业再干下去。

　　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底层世家才能够完成它的物质传承。在马旭初和马延玉那里，世家的命运已经彻底成为了一种记忆，没有下一章可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