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行板（之三）

　　整个列岛是一个保守的列岛，整个民族是一个右倾的民族。即使对一衣带水、历史上对这个岛国有巨大恩泽的邻邦中国也是如此

　　文/姜 波

　　在外务省，我和签证官干了起来！

　　我们的签证是一年更新一次。我的签证是10月30日到期，我在9月12日就带上护照把申请递交到外务省了。以前签证续签都在法务省，几个小时就办理完了；后来不知为什么把记者们的签证更新手续改为由外务省签证课办理，需要把护照先送去，三四天后再去一次拿回来，尽管比较麻烦，可有一周的时间也足够了。

　　那么，我为什么提早那么长时间去申请？因为我知道两国外交上当时产生了一些摩擦，而有些日本人小心眼儿，如果他想找麻烦时，我可以避免让他以送得太晚为口实。未雨绸缪嘛。

　　在此之前，日本有些右翼分子乘亚运会在广岛举行之机兴风作浪，妄图邀请台湾的李登辉访问日本，被我国有关方面坚决挡住了。可是，没想到这些家伙早有预谋，又邀请了台湾的“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日本外务省发了一个看起来规格极低、但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通行证，当我国有关方面严正交涉时，已经既成事实了。这样，在中日之间就进入了特殊的敏感时期。

　　送护照那天，我告诉他们：我9月26日去广岛参加亚运会的报道，并特意问他们两周时间能不能办好，他们说没问题。一般三四天就可以去取护照了，但这次过了一周没动静，过了十天，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不过我丝毫也没着急。如果是着急的话，我打个电话给外务省的朋友催一下，一般第二天就能办成，但这次我没有。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把戏。

　　到了9月22日傍晚，我采访回来一听录音电话，有外务省签证课的通知：姜先生放在我们这里的护照要取得签证有点儿问题。电话录音表明，通知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半。很明显，这就是“找碴”儿了，还来个先礼后兵。外务省签证课下午四点就下班了，而23日、24日、25日是三天连休，我26日就要去广岛！

　　26日上午十点半，我赶到外务省的签证课。我问接待我的一个年轻人，一般的签证需要三四天就可以了，我的签证为什么两周都签不下来？他说他们最近很忙，我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的话：这不可能！如果说管

留学生或探亲签证的人忙，这我相信，但那是法务省的事，与你们没关系。最近两个月内，中国记者只有新华社走了一位，又来了一位，再没有其他人了，你们不可能忙！那年轻人说他如果能决定，现在就可以盖章解决问题了。我让他把他们的头目找来。

　　一个中年人从里屋走出，对我说：姜先生，你的签证是有点儿问题。我说：有什么问题我不管，那是你们的事。我可是两周前就把护照拿来了，再大的问题也不至于两周解决不了吧。我从兜里掏出国内报社寄来的汇票说：我今天下午要去广岛，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还要拿护照到银行取钱，你说我该怎么办？那个中年人沉默不语。我说：这样吧。护照就放在你们这儿，我照去广岛。如果广岛的警察一旦问我为什么没有证件，我就请警察找你们外务省。我知道警察厅跟外务省之间有矛盾。那人赶紧说：别！别这样！他走进里屋，过一会儿出来跟我说：姜先生，能不能这样，你先拿着护照去银行取钱，我们在这里办理；你取了钱，再回来看看办得怎么样。我说这倒可以，但我下午几点能拿到签证呢？他说三点。我告诉他这根本不行！我的车票就是三点的。他问我两点行不行？我说不行！因为从外务省到我们家路途需要一个小时，从我们家再到东京站还要一个小时，最晚一点钟，我必须拿到签证！

　　这样，我拿着我的护照，就去离外务省很近的中国银行，很快取钱了，跟中国银行的几个朋友一起有说有笑、优哉游哉地吃午饭。大约十二点半左右，我给外务省签证课打了个电话，问我的签证怎么样了。对方说已经办好了，赶紧来吧，就差在护照上盖章这一道手续啦。取签证的时候，我挖苦道：外务省的效率真高，两个星期没办好的申请，不到两个小时就办完了。真不简单！

　　其实，我根本不去广岛了！报社在20日来通知说，经济报纸嘛，副刊部去一个体育记者就可以了，不必兴师动众了。但是我一定要在26日这一天拿到签证，为的是争一口气，看你们还找不找我的别扭了！

　　这样的事情，在日本会碰到很多，像外务省那样的官僚，在日本也还有很多。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民族心态问题；这不是办事程序问题，而是时代走向问题。

　　虽然大多数日本国民对中国还是充满善意的，并无什么恶意，但是他们的心中缺乏一种对中国的真挚情感，很容易受到舆论尤其是新闻传媒的影响，日本总有右翼报刊不停顿地攻击中国。日本是个“舆论一律”的国家，尤其是在国际问题上，各大传媒都同政府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尽管日本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他们的团队至上主义使他们有这种责任感，他们的思维单一特征使他们有这种盲目性，只不过各传媒之间政治倾向的明显程度有所差别罢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多次日本国民社会舆论调查中，认为哪个国家是对日本最友好的国家时，中国总是名列前茅，甚至有几次都超过了美国而居第一；苏联则是对日本最具威胁的国家，这既有

二战中苏联红军打败了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的缘故，也有现实中苏联占领着日本的北方四岛、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因素。

　　但是经过1989年的风波和冷战格局的瓦解，日本国民的国际政治倾向为之大变，虽然中国仍在友好国家的前10名之列，但在最有威胁国家的名单中也是靠前的。

　　另外，日本人也容易受到他们紧紧追随的美国的政治倾向的波及。如果不是尼克松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无论谁当日本首相，都绝不可能率先访华实现与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当苏联解体后，一些非要寻找敌人的别有用心的美国人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论调，经过美国主流媒体的炒作，再“出口”到日本，就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不少日本人的判断。而这舆论调查的结果，往往就成为一些人制定政策时的“参考”。

　　在70年代和80年代，

中日关系之所以能得以顺利发展，除了中国坚持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向前看”的宽容态度外，还在于当时日本的很多政治家对中国怀有一种特殊和复杂的情感。像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他们都是战前出生成长的一代人，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或多或少有一些内疚感，而且中国文化毕竟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所以他们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往往能采取一些独到的政策，如长期向中国提供巨额的优惠日元贷款。就是到了90年代初，西方国家因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而联合对中国进行制裁时，日本也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采取一种被人们称为“领先半步”的政策。中国领导人最先出访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是日本；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的西方国家首脑就是日本首相。其后，日本政府又排除右翼的压力，决定日本天皇访问中国。

　　随着日本老一代逐渐退出政坛，在战后接受美国式教育长大的一批人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对中国缺乏或极少有老一代人的那种亲近感，他们似乎真正地“脱亚入欧”了，他们抓住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机，要让日本由放弃战争的“特殊的国家”走向合法武装的“普通的国家”。

　　这些鹰派人物修改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明确了在“周边地区”如“有事”时，以提供后勤支援的形式协助美军的行动。政府官员故意含糊这一“周边地区”的范围，而联合执政的一个党首小泽一郎在日本公然喧嚷：“周边地区就是包括朝鲜半岛、台湾、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远东地区。”就是我们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采访时，这个小泽也不肯明确把中国排除在“有事地区”之外！他们把自卫队派往国外，还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一位首相曾公开宣称：“日本在三个月内就能造出原子弹。”

　　日本政府已经向韩国就战争问题正式“谢罪”了，可就是不向中国正式“谢罪”！据日本媒体报道，极右翼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访问台湾前，曾咨询过当时的小渊首相，竟得到了默许和鼓励！

　　在日本，有极少数死心塌地跟中国过不去的家伙，他们恨不能把中国对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贡献一笔勾销，恨不能中国明天就崩溃；一提起中国，他们就咬牙切齿。在战争问题和赔款问题上，中国人“以德报怨”，但这些家伙现在却是“以怨报德”。他们是一群失去理性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中岛岭雄、冈崎久彦等就是代表人物。

　　不知善良的人们注意到没有，90年代以来国际上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解体论”，都是从日本首先产生的，都是日本的一些所谓智囊最先提出的。

　　个别日本人瞄准少数美国人寻找敌人的心理，趁机把中国推向前台，过分夸大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极力渲染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将对世界拥有巨大的野心，必须用当年遏制苏联的方式遏制中国。

　　随着中国热爱和平、在国际事务中负有责任的外交立场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和接受、“中国威胁论”日益失去市场，个别日本人又宣扬中国将步苏联的后尘，分裂成东北、新疆、西藏、台湾等数个国家，为李登辉的“两国论”提供依据。

　　在东京，反对中国的言论从未间断过。每当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前夕，右翼的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就招摇过市。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无意巧合，围绕着天皇是否应该访华，开展了几乎是全民族的大讨论，甚至连担任日中友好组织重要职务的个别人在政府征求意见时，竟也冒出一句“无可奉告”来。

　　距日本天皇访问中国半年前起，日本右翼分子就使出了最大气力，妄图打掉这次访问。不仅成立了“反对天皇访华国民委员会”，举行“阻止天皇访中国民集会”，还有的右翼分子在总理府前放火烧汽车，指责当时的首相宫泽喜一是欺骗靖国神社的英灵，说天皇访华将损伤国益，为将来留下祸根。

　　整个列岛是一个保守的列岛，整个民族是一个右倾的民族。即使对一衣带水、历史上对这个岛国有巨大恩泽的邻邦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有谁不相信，只要请他在每年的“8·15”这一天，去看看在千鸟渊的反战集会是多么地冷清，在靖国神社的“怀念英灵”活动是多么地水泄不通，就可以明了了！

　　有一天，一位日本朋友善意地提醒我：“姜先生，关于经济方面的不说，你就日本政治与社会所写的文章里，骨子里似乎透出一股反日情绪。”

　　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反省自己：难道我的骨子里潜流着根深蒂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难道是我过于锋芒毕露了？

　　不！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