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载爱恨交织

　　□ 魏长春

　　中美关系始终 “不温不火”的状态与双边关系史上的这种谨慎，似乎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一种精神特质

　　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罗斯福对蒋介石就寄予了厚望，期盼在中国大地上营建美国式 的“民主国家”，以为其全球战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罗斯福和继任者杜鲁门倾注的大量心血，换来的是蒋介石的逃之夭夭。

　　带着强烈的挫折感，连同对蒋介石“偏爱”的惯性，杜鲁门宣称，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台湾，不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干脆来了个“一边倒”，美国心仪的“大国伙伴”成为其敌对阵营中颇具份量的一员。

　　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杜鲁门宣布美国将直接参加朝鲜战争的次日，毛泽东发表了一个东方版的“门罗宣言”：“亚洲人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但中美“打打谈谈”后的结果，却是包括苏联在内的“亚洲人”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人分“管”了“三八线”北南的事务。

　　而在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调，并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次日，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双方在台海形成严重的军事对峙。1954年9月，美国同英、法、澳等七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军事矛头直指中国大陆；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出笼。对于华盛顿的再三挑衅，中国发表声明：“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然后立即解放了一江山岛。

　　1955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并未给两国关系带来多大的改善。1958年第一次诞生了台海危机这个名词，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美国则急调地中海的舰队增援台湾海峡，双方剑拔弩张。但局势随着各自怒气的渐缓和大使级会谈的重新复会谈判而趋于平静，美国自此也放弃了唆使台湾使用武力“重返大陆”之策略。

　　中国在60年代再也难以忍受 “老大哥”的颐指气使，“珍宝岛事件”更加重了决策层对苏联的恐惧。而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与日、欧间隙初显。国际环境的变化催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

　　1970年10月，尼克松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如果我在死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让我的孩子们去。”他首先派去的“孩子们”是美国的乒乓队员，自己则在1972年2月21日，成为了第一个踩上中国土地的美国总统。

　　尼克松的“破冰之履”极大地改善了中美关系。1978年12月，卡特政府同意接受“断交、撤军、毁约”建交三原则，与中方签署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终于迈上正常化轨道。1979年邓小平访美、1981年《八一七公报》、频繁的高层互访，以及两国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使1979-1989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段少有的“蜜月期”。

　　这期间，中苏关系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敌对，双方在漫长的边境线相互陈兵百万，在战略上形成了极大的牵绊，苏联出兵阿富汗以及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上的不妥协，也对美国的对外战略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中美这段时期的联合，固然出于两国各自利益的考虑，但苏联的“阴影”却一直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上。

　　冷战后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度处于犹豫状态，在对中国进行打压、制裁的同时，华盛顿保持了“投石问路”的审慎态度，先后派国家安全助理和国务卿访华，对华制裁也略有松动。

　　老布什的这种“示好”，一方面是冷战后期美中友好轨道“惯性”滑行的结果；另一方面，美国期待东欧、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中国引发连锁效应，实现福山式的“历史的终结”。

　　两个因素再次将中美关系置于风口浪尖之上：苏联解体与中国“和平崛起”。前者使“苏联威胁”对于中美关系的粘合作用消逝，后者让正“寻找对手”的美国社会精英们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升格”为其全球利益的最大障碍。

　　1992 年，利用“反华”宣传拉票上台的克林顿，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强硬对华政策：大幅度提高对台军售的额度与质量、允许李登辉对美进行“私人访问”、在经贸和

知识产权问题上纠缠不休，直至1996年春我军进行导弹演习时，美国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炫耀武力。

　　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调整了对华政策，并于1998年6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边关系趋于缓和。但整个90 年代的中美关系显得十分脆弱，还出现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的事件。

　　2000年，奉行“单边主义”的小布什刚刚上任就在公开场合表示，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2001年4月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尽管只是一次突发性危机，却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定位。

　　“9·11”事件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是一桩幸事。布什政府终于明确，恐怖主义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反恐”扩大了中美两国合作的领域，中国在联大对美国在阿富汗和

伊拉克进行的战争予以默认,并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完善了出口管理体制。

　　2002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先后访美，两国元首利用各种场合友好交流，双方在朝鲜问题和

台湾问题上保持了适当的审慎、理解与合作，中美关系再次沿着友好的轨迹缓缓前行。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今天，中美关系已经走过的这56个春秋充满了爱恨交织的纠缠。从冷战初期的“对抗”，到大三角时的“和解”，以至到冷战后时代的“磨合”，中美关系始终处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中。

　　双边关系史上的这种谨慎，似乎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一种精神特质，并影响甚至主导着未来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这或许是观察和预测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种新的角度。

　　(作者为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