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啸鸣
自政府提出建设“节约型经济”以来，连CCTV的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也在大谈如何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却得到网民的质疑，批评他们一边教老百姓收集空调滴水用来浇花，一边却自己盖新办公楼追求奢侈豪华。这样的批评实在一针见血。
经济学分析人的行为是从三个行为主体入手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企业家的投资行为；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行为。作为消费者，怎样才会使他节约起来呢？很简单:财务独立。于是，他自己的能力所能获得的收入水平，就成为他消费过程的最有效约束。
作为企业，怎样才会使他节约起来呢？也很简单:产权清晰。只有产权清晰的企业，所谓的“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才会成为有效契约，否则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期望。产权清晰的企业，在面临同类企业竞争的时候，努力降低自身的成本就是免遭淘汰、获取利润最大化的不二法门。产权不清晰的企业比如国有银行，亏了再多的钱也不会有人承担责任，反正总有“父爱主义”为它弥补亏损——要么动用财政，要么动用外汇储备。
作为政府，怎样才会使它节约起来呢？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政府作为消费者，存在着收入软约束。比如税率的确定无须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只需要被征询的合意的经济学家同意。对于他们的约束只是形式主义，于是，在软约束之下，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容易造成的结果是:“随心所欲，兴尽而归”。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却无“成本约束”，官员们为了给个人或小利益团体寻求利益，甚至会采用提高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的方式来提供公共产品。所以会给社会提供“更贵的，更多的”的公共产品，以至于我们能惊讶地在西部许多地区看到:人员稀少的城市居然建设了“巨大的、夜晚也光彩夺目的却空荡荡的广场”。
企业提供产品有明显的风险约束，商家总是怕没有人购买，但政府提供公共品却无此“风险约束”，主政者无须担忧投资风险。因为这种投资完成以后，产品不需要进入“交易市场”进行交易，不怕缺乏购买者。
正因为如此，政府此类行为不适合用“理性经济人”模式进行分析。他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往往会“要五毛，给一块”，因为有回扣。所有的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非理性行为，都符合决策者个人及其利益集团的理性——他们自己却可以通过这些不理性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获得数量不详的“灰色收入”(樊纲语)。可以佐证我观点的是李金华审计长今年的审计报告的第六部分。
消费者和企业家都是属于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对他们宣传一些最新的节约技术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节约的部分等于增加他们自身收入。但对官员的这种宣传则可能归于无效，因为节约的部分也无法成为他们的收入。这其实反映了当前社会资源配置究竟以什么为主的矛盾，如何约束政府官员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才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点。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