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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谕新
朋友聚会。借着热闹，在座各位的性史通通被审讯了一番。想不到，7个人里面，居然有两个分别是处男和处女。都是新加坡人，都是基督徒，都超过了35岁，都过着体面时尚的小中产生活，当然，都是单身。
这样的审讯在两个处子的心里应该也是有冲击波的。聚会散了的时候，我刚好与他们两个同路返家。天下着小雨，我坚持坐出租车，三个人share；他们两个则坚持步行，说是饭后运动——难怪两个人的身材都保持得这么好。我们互相说服着，处男忽然闪出一抹诡谲的笑，说：“有两个virgin陪你回家，你还怕什么？”
他心里还放不下“virgin”这个事实，我们一众朋友心里，又何尝不是如此？总觉得性这样一件美好的事，他们这么多年尚没有经历过，该是多么深多么深的遗憾呢。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种替他人遗憾，是不是暗含了“歧视”在里面。就像几年前在一个小型的学术会议上，一个西方老太太曾经为中国女性抱不平，因为有一篇论文在谈论大多数的已婚中国女性不认为“性高潮”有多么重要，由此这篇论文提出怀疑：所谓的“至高无上性高潮”，是否只是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而并非女性普遍的要求？当时那个老太太，也是用我们这种悲天悯人的口吻问：“是否她们大多数的人都未曾体验过性高潮，所以才不觉得有多么重要？”她的这种假设令我们愤愤不平，遂为之命名为“性高潮歧视”。
在老太太的假设里，性高潮一定是性的至高无上境界，不认为性高潮重要，一定是因为没有体验过这种境界；而在我们的假设里，性是人生体验的最高境界，没有这种体验，人生便充满缺憾。
我们比老太太更有说服力，因为大多数的我们，都体验过性。老太太的论调在老式的西方女权主义者那里，一定也有说服力，因为大多数的西方人，会认为中国女性一直生活在“不知性高潮为何物”的懵懂中。
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性这件事，或许我们对于那两个朋友的悲悯之情，就不至显得那样武断。比如说：不把性当成一种人生最高体验，而当成一种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密关系的共识。亲密关系的建立当然有很多种，也有人认为神交远比上床更为亲密。可是在我们的文化现状下，大多数情形里，性依然被当成是两个人——男女异性——达到某种深度同盟关系的有力武器。越是不愿轻易尝试性的人，越是对性的这种同盟关系忌惮的人。点明吧，我们的那两个朋友，哪里会像我们那么简单地把性看成“鱼水之欢”，对于他们来说，性的不可触碰，其实是对建立某种深的同盟关系的不可触碰。
在一个个人自由主义开始备受追捧的今天，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两个处子朋友，其实是时代先行者。一方面，他们妥协于文化在性上面积淀下来的戒律；另一方面，他们以捍卫处子的决心，来捍卫他们个人的自由。有点可惜的是，在我们强大的审讯攻势之下，好像他们心里，也有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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