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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个税起征点调整，招来了很多批评，这样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创造、获得的财富分一部分给政府，这是人的自利本性。而正是这种人性，构成了财政民主制度的起点。近代宪政制度就是这样在英国起源的。
查阅英国古老的法案，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用语。国会的财税法案会这样说，兹将某某税“授予”国王。根据英格兰古老的宪政，国王用于管理臣民的税金，是臣民通过自己
的代表——下院“授予”国王的，而不是他自己运用权力向臣民“征收”的。因此，税是臣民授予国王的，他不能随意拿走臣民的一分钱。在1606年的Bate＇s Case中，英格兰法官宣布，根据《大宪章》，“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能对其臣民课税”。
因此，从理论上说，政府每年都需要请求人民将某些税收授予它，好由它用来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说，人民的代表机构每年都应当对于税的总量及结构进行审议，以确定政府合理的税收规模。
当然，由于税种繁杂，议会或人大不可能每年对所有税种审议一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简化的形式，即审议财政预算法案。由人民的代表机构每年一度审议财政预算法案，向政府拨款，是具有一定的宪政教化功能的，它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对政府每年宣告一次宪政的基本原则：政府花销的每一分钱，皆是人民通过其代表授予的。
不过，这样的例行公事，不应当遮掩人民的代表在税的领域的根本职能，即，及时地对某些税种之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检讨。
而目前，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所获得的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民众并非没有抱怨，事实上，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呼声，四五年前就已经出现。但在目前的税收立法与决策程序中，缺乏吸纳民意的机制。民众的诉求，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影响税收立法与决策。可以说，相对于民众的意见，本次个人所得税修订，是迟到了。
我们的税收理论尽管也强调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对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程序，却谈得比较少。相反，在财税理论及官员的观念中，突出的是税收的强制性，强调它是民众对于国家的一种义务。也因此，整个税制具有某种单行道的特征：只见增税，而少见减税。因为，税收立法和税收决策过程是封闭的。其中所表达的主要是国家的意志，税务部门、行政部门的意愿，而缺乏民意的平衡，更不要说支配了。
全国人大本次决定就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召开立法听证会，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按照宪政原则，税既然是人民授予政府的，而不是政府向人民征收的，那么，就应当设计种种程序，让人民在税收立法和税收决策中尽可能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惟有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赋予税以足够的正当性。
不仅是个人所得税。在我们的体制中，缺乏一种机制，对畸形的税收繁荣现状及时地进行矫正。税务部门及整个行政部门当然不会有调整的动力，任何一个政府都有扩大收入的冲动。而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特征，就是在政府中，嵌入了一个能够表达人民意愿的机构，即代表机构。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控制税，监督政府的财政。可以说，人民的代表机构是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的一个协调者，它要平衡这两种利益，既满足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合理需求，但同时也限制政府扩张税收收入规模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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