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经济持续高增长 就业形势为何愈发严峻

　　李长安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原理，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够带动就业的不断扩大，因而普遍被认为是减少失业的前提条件。但是，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情况来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失业在近年来也不断扩大，出现了典型的“增长型失业”现象。以近10年为例，据统计，1995~200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9%以上的水平，但是失业率却从2.9%上 升到4.2%，目前的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800万人，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那么，在我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与失业扩大这种悖论呢？

　　投资增长对就业贡献降低

　　笔者认为，导致“增长型失业”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投资结构出现了偏差。我国是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但是，引人关注的是，投资结构的偏差使得高投资增长率在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分析，1980~1989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6.6%，投资就业增长弹性为0.286；1990~199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7%，而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却降为0.063,目前该弹性系数已不足0.05。这说明投资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大降低了。

　　投资结构的偏差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即投资在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不平衡现象虽有所变化，但就业的滞后效应依然存在。国有经济一直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在就业吸纳能力方面，国有经济却大大低于非国有经济。如果以同样产值计算，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吸纳的就业容量为大型工业企业的1.43倍；同样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小企业吸收的就业容量为大型国有企业的14倍。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就业“主力军”的地位早已被非国有企业所取代。目前在我国城镇新增上千万的劳动力中，绝大部分都被非国有企业所吸纳。然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却受制于融资体系的不健全。非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贷款难”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它们健康发展的“瓶颈”。这势必使得它们吸纳就业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

　　投资倾向影响产业结构

　　再从投资的工业类型来看，投资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工业和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之间的分布未能得到很大改善。中国本来是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的国家，但国民经济的重

化工业倾向，恰恰与这种比较优势发生了偏差。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呈现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的扩张期的特征。近些年来虽然增速差距有所缩小，但基本格局仍未根本改变。比如在2005年上半年，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增速差距仍有1.5个百分点。其结果，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60%，而轻工业的比重则下降到不足40%，一升一降，对比十分鲜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日益明显，将使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第三产业向来被认为是吸收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是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相对迟缓，第三产业投资的滞后成为阻碍就业扩大的主要因素。据统计，2004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5.2∶53：31.8,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70%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结果，我国目前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不足全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普遍都在60%以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三产业中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不仅减少了这些领域吸纳就业的能力，而且直接影响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就以教育投资为例，我国是世界上少数教育投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国家财政

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但时至今日，这个目标也没有实现。

　　此外，引进投资是弥补我国资金不足的重要举措，但外商投资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由于其产业偏好和技术选择而受到抑制。目前，我国每年利用外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十分之一左右。不过，外国对内地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劳动比要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类型。根据笔者的计算，上世纪90年代末期，外国对内地投资经济的资本—劳动比为34.23万元/人，港澳台投资经济为27.99万元/人，两者分别是国有经济14.63万元/人的2.34倍和2.74倍，集体经济12.48万元/人的1.91倍和2.24倍。

　　反思重化工业发展战略发挥教育就业功能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当前我国出现的“增长型失业”主要是由于投资结构的偏差所引致的。因此，在扩大投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坚持以“就业优先”为导向，努力解决好投资结构优化的问题。

　　首要的就是必须反思重化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从比较优势出发，适当放缓重化工业的进程，重点投资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促进就业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在加快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过程中，真正为非公经济的发展解忧松绑，充分发挥它们吸纳就业的潜能。要在政策上鼓励和保障金融机构加大对非公经济的融资力度，增强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能力。当前特别要杜绝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应该在增加政策的操作性上多下工夫；此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必要举措。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积极把外商投资向充分利用劳动力而不是资源消耗型的产业方向引导，借助外力缓解人口与资源的压力。

　　需要强调的是，要最终解决“增长型失业”问题，还必须特别重视发挥教育的就业功能，充分认识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教育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教育所形成的知识和技术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且还能够提高劳动者们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大大降低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就业岗位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缩短失业时间，降低失业率。因此，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是实现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双重目标的最优捷径。(作者为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