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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锫坚 李翔/文
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是一个崇高的群体？还是一种自嘲的调侃？
知识分子这个词，如同用旧的钞票，已经沾染了太多含义，让人提不起精神。但我们分明感到社会风潮的微妙变动，犹如混沌的江河，隐约有潜流在涌动。
是谁切中了紊乱肌体的要害？是谁最先感知社会风向的变化？是谁为我们描绘中国文化的近景和远景？我们试图用“新知识分子”来概括这样的人。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是一个西方概念，在汗牛充栋的知识分子研究中，独立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知识分子摒弃权力和商业的诱惑，放弃某些物质的优势，甘愿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良知。他们是苏格拉底的传人，因为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理而被城邦所迫害。他们和大众之间存在绝对的分界线。一方是生活在“琐碎庸俗”中的芸芸众生，一方是对神圣事务和宇宙本质孜孜以求的少数人。
然而在动荡多劫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与权力、与商业、与大众的关系，却复杂得多。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在军阀与外患的争斗中，一群接受过中西方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夹缝间成长起来；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则在权力的高压下疲于奔命。成千上万的教授、学者，在历次运动中牺牲了肉体和灵魂。进入改革年代，社会结构的变动，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逐渐恢复、商业力量的逐步成长并获得相应的承认、新闻媒体的商业化渐变、互联网的兴起，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生存和表达机会。
在一个各方面处于转折状态的社会中，最先变化、也最为敏锐的，是两种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承担着创造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两种职能。他们分别为社会进步提供动力和方向。
但在今天，知识分子与权力、知识分子与商业的关系，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在《布波族》中，大卫·布鲁克斯已经观察到一群“知识分子企业家”的兴起。在美国，许多学术界明星，从学术领域跨足到电视节目、私人企业活新闻评论专栏，而且两面都获得成功。比如基辛格从研究梅特涅转行到政治，再转到经济顾问。比如盖兹(Henry Louis Gates)，一位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哈佛教授，同时也为公共电视主持记录片节目，为《纽约客》和《谈论》杂志写文章，还出席各种会议、编纂百科全书和参与其他研究计划。
布鲁克斯说，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之间的鸿沟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连续体。在这个版图上，充斥着一群半学术、半政治、半富有的人。在中国，我们不也看到同样的现象吗？有人从哲学教师变为报社编辑、独立撰稿人、网站主管、跨国公司经理，有人身兼教育顾问、基金会参与者、风险投资家多重角色。鲜活的社会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两栖动物和多面手。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本源，想想是什么让知识分子成其为知识分子。
刘易斯·科塞在其研究知识分子的名著《理念人》(Men of Ideas)中提出，超越专业限制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要义。“理智(intellect)有别于艺术和科学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其前提是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和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
或者，我们可以参考马克斯·韦伯的区分，靠政治谋生和为政治而生的人是有区别的。同样，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大多数人在从事专业时，一般只为具体问题寻求具体答案，知识分子则感到有必要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深入到意义和价值这类更具普遍性的领域之中。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是这样的典型。一位建筑规划专业的外行人，大胆地向权威们提出挑战。她在著作中对众多建筑设计大师和城镇规划大师进行了放肆的嘲笑。40多年后的今天，该书已成经典，一些规划师坦陈这本书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
雅各布斯代表了一群人，他们并不局限于一个狭隘的研究领域，也从心底里反感日益精细的专业分工。他们占领的都是公众媒体，他们无需取悦于本行业已经存在的学术权威。
另一个观察知识分子的角度，是他们的使命。在处于文化低地的中国，他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引进西学，输入对中国肌体有滋养作用的新血液。
“观念革新，然后才能有行动的革新。这是时下中国一群思维最鲜活的、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根本信念，他(她)们尚未被命名，因而仍未作为一个群体为大众所认知。除了观念传播这一相当模糊的共同点之外，他(她)们着力传播和制造的观念甚少共同点：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技术主义，商业文明，管理理念，国际政治，西方文化，当代艺术，甚至生活的艺术……”我的同事方军在他的一篇文章《观念革新的一代》中即指出了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尽管他并没有尝试去给这个群体命名，而只是指出了这个群体的一个模糊共同点：观念传播。
如果真要找出“新知识分子”概念的源头。我们可以提及美国作家安·兰德的《致新知识分子》一文。针对美国知识分子沉浸在虚无、悲观和不可知的精神状态，安·兰德说，如果美国有一天会灭亡，它将灭亡于知识分子的渎职。她企盼一种新知识分子的出现。这些新知识分子“是那些乐于思考的任何男人与女人。所有那些明白个人生活必须依赖理性指导的人……”
在中国语境中，“新知识分子”表现出如下的特征：
第一，产生方式更加多样。这些思想鲜活的人们可能在大学里承担着教职，可能在大公司中任职，可能是无业的写作者，可能是大众传媒中深谋远虑的编辑和记者。他们不再简单地从学院中产生。
第二，观念将不局限于分工社会所加给他的专业，而是勇敢地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可能幼稚、无力，甚至为人嘲笑，但是却真实而勇敢。那些敢于跨越专业的人是可敬的。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更是将观念的生产和传播作为自己的专业。
第三，这些人在商业、政治和学院之间周旋，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调动这些力量为我所用，争取观念表达和观念传播的自由。
第四，除了占据大众媒体，他们也看到网络的巨大潜力。网络媒体所带来的话语权释放，让新知识分子的范围更加扩大。按毛向辉的提法，“专业余”(Pro-Am)将抹去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的界限。这也是网络为我们展现的知识分布的新景象。
他们不是老吏抱案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不是学而优则仕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成为热衷于观念生产和传播的新知识分子。
任何一个独立思考的人，都不愿被贴上某种标签，被划入某一类人群。本专题展现的四个人同样如此。谁都无法单独展现一个群体的风貌，但他们或许折射了这个新的精英群体的某一精神向度，也许是思维方式、也许是生活态度、或许科技、或许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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