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树志 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的儒家传统思想，一向强调从自身的修养做起，治理好家庭和家族，然后才谈得上治理国家。因此，关于自身修养与治家的格言，屡见不鲜，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至今流传不息，成为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家训与家规历代多有，而宋代以来更为引人注目。这恐怕和儒学大师朱熹的倡导有很大的关系。他把“四书”之一的《大学》中的名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伦理框架，构建一个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要求每一个人，先修身，而后齐家，而后治国，而后平天下。于是，家训与家规就超越了“家”的范畴，与“国”联系在一起，使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当一个人走上社会，为国效力时，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显示出自身的家教如何，或高尚，或卑劣，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家训与家规显然是不可小觑的。
记得我在读小学时，写毛笔大楷，临的就是《朱子家训》，久而久之，就会背诵《朱子家训》，至今印象深刻。需要说明的是，此朱子非彼朱子，他是明末清初的昆山人朱柏庐，他的家训，又叫做《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
朱柏庐青少年在明末度过，并没有显赫的仕途业绩，始终只是一名生员而已。清朝定鼎以后，他为殉难的父亲守孝，庐墓攀柏，自号柏庐，隐居乡间，设馆教授学生的同时，埋首于研究程朱理学。康熙十七年(1678年)，地方官推荐他进入博学鸿儒科，他坚决推辞，淡泊明志，潜心于学问。他的研究心得，概括为一句话，就是知行并重，也就是说，理论认知与躬行实践，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两者不可偏废。一句话，他把儒家伦理与日常生活结合了起来。这位小人物留给后人影响最大的，并非他的学术著作《大学中庸讲义》之类，而是篇幅不大的《朱子家训》。这是他用程朱理学为家人规定的日常生活准则，诸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当加温恤”；“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等等，早已超越程朱理学的境界，化作一代又一代人的座右铭。朱柏庐把立身处世的道理用明白浅显的文字表达出来，琅琅上口，几百年来几乎家喻户晓，影响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篇家训。
然而经过多次革命的扫荡，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朱柏庐为何许人，更不知《朱子家训》为何物，不免令人唏嘘。
而朱柏庐的后辈大同乡——青浦县朱家角镇人王昶的家规，知道的人恐怕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青浦县与昆山县相邻，地理与人文环境十分相似。朱家角镇是青浦县首屈一指的大镇，明清之际棉布业、粮食业非常繁荣，商贾云集，贸易兴旺。当时人认为，松江府最为繁华的棉布贸易中心——朱泾镇、枫泾镇，无法与朱家角镇相抗衡。在这样一个工商业发达，市场经济蒸蒸日上的朱家角镇，依然保持着儒家的传统，正如嘉庆《珠里小志》所说：“水木清华，文儒辈出，士族之盛为一邑望”。这里不仅是一个工商业繁华之地，也是一个儒生风雅之地，充满了书卷气，保留了诗书传家的优良风尚。
在这种氛围熏陶下，朱家角镇人才辈出，王昶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昶少年时即有文誉，被巡抚雅尔哈善选入紫阳书院深造。乾隆十九年(1754年)，王昶高中进士。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王昶又获得召试第一，先后在内阁、军机处工作，以后又升任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等职。他恪守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一方面都尽心尽力。为官时操守廉洁，有口皆碑，这与他时刻不忘学问，用做学问的态度来修身、齐家，有着密切关系。他与当时的著名学者惠栋、沈彤、戴震讲论经义，与王鸣盛、钱大昕、江声切磋学问，因此著作等身，有《春融堂全集》、《金石萃编》等五十余种，在高级官僚中实属罕见。他不仅律己严，治家也严。他所制定的家规，可以与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相媲美，在那个时代传为美谈。
王昶的家规共有十条，包括要谨身起居，尊敬亲人长辈，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检点；要认识物力艰难，要爱惜财用，饮食淡薄，衣服朴素，一切以节省俭约为准则；告诫子弟考试不要作弊，不要请人代考，更不要营求关节——走后门、通路子；见利不能忘义，不能产生贪心；对待别人，不能产生漠视心、欺诓心、徇情心，更不能产生自私自利占便宜心；待人要宅心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导子弟要勤奋好学，不要心有旁骛，荒废学业；不要出入衙门，不要和走江湖的三教九流交往，不要和奸佞之人、刻薄之人、行为怪诞之人交往，以致沾染不良习气等等。这种家规，今日看来未免有迂腐之处，但总体倾向依然无可非议。对于身居高位，在乡里有着崇高威望的王昶而言，能够如此严厉地修身、齐家，约束自己的子弟，实在难能可贵，也值得今人的深思与崇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