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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文
在国内的网站上看到了由崔之元教授校对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文章《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到“诊断方法”——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政策》一文。用google搜索一下，又发现这位教授关于同一主题的另外些批评文章。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是从纯粹的经济学的眼光来分析“华盛顿共识”为什么一再导致许多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失误的，同时，在他看来，由于所谓“后华盛顿共识”或者叫做“扩展的华盛顿共识”(The Augmented Washington Consensus)同“华盛顿共识”的一脉相承性质，因此，注定不会取得成功。在我看来，循着丹尼.罗德里克教授的思路再往前走，人们实际上可以愈来愈清楚的发现，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援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同时所推广的“华盛顿共识”以及后来的修修补补，倘若不考虑其中存在的那些意识形态原因和作为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大股东的那些国家的国家利益因素等等，都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这就是，把理论和实践，把基于发达国家成熟经验的市场理念和受援国自身的内部演变规律混为一谈了。
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指出了目前已经得到广泛共识，亦即即使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也已广泛认同的共识，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先后在拉丁美洲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得到广泛实行的“华盛顿共识”彻底的失败了。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完全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并没有考虑到除了经济上的负面影响之外的那些负面后果，没有考虑到在那些一揽子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开具的药方来实行变革的国家，尤其是那些转型国家伴随着经济萎缩的那些社会扭曲和制度扭曲现象，以及这些扭曲现象对于这些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但是，即使从单纯的经济绩效来讲，丹尼.罗德里克教授也十分明确的指出，不仅从绝对的意义上，即使从相对的意义上，亦即从这些国家自身的历史比较来看，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的改革也都彻底的失败了。
作为一个倾向于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而不仅仅是经济层面来思考“华盛顿共识”及其实践后果的人，我尤其注意到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在总结“华盛顿共识”为何失败时所指出的那些更为普遍的原因。这些普遍性的原因虽然更加远离经济和政策的现实，但是，恰恰因为它们是更为普遍的，从而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它们构成了“华盛顿共识”得以形成和推广的思想和哲学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基础性的失误而不是单纯的策略性的和政策性的失误，因此，在我看来，围绕着“华盛顿共识”的普遍失败而进行的修修补补，以及由此形成的那些“后华盛顿共识”或者“扩展了的华盛顿共识”，也注定不会好到哪里去。换句话说，倘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希望把自己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当作是能够促使这些国家进行一揽子制度改革并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话，那么，他们最好首先进行自我反省，并且最好从根本上改变其指导思想。
在丹尼.罗德里克的文章中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个观点构成作者批评“华盛顿共识”和“扩展的华盛顿共识”的思想基础。这个观点就是，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以及随之开具的那些政策性建议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社会的制度抽象，因此，由这些抽象教条所形成的政策性建议不仅不是产生于目标国家的社会和制度现实，而且也根本未曾考虑到同这些国家现实的相容性。因此，在丹尼.罗德里克看来，由于这种基础性的错误，所以，无论“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怎样扩展给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建议的清单，都不可能合乎这些受援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注定会失败。作者指出了如下一种现象，这一现象所包含的共识其实也就是丹尼.罗德里克批评“华盛顿共识”和“扩展的华盛顿共识”的思想基础：“减免那些普适性(one size fits all )的战略,发展因情境而异(context specific)的政策，这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新常识。这一定程度上是对旧华盛顿共识的一种反应，它过于严格，暗示相同的政策议程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境中；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中国、越南等实行非传统政策的增长明星的不情愿接受。不管感觉来自何处，我们感到在给发展中国家开预定政策议程方面做得过了头”。
这种情况倘若确实如作者所言，那么，事情也许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更何况，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还提到了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最近在援助和贷款政策上的调整，似乎在这些机构内部，话题已经从结构调整和借款条件转向当事国的所有权和当事国主导的减少贫困战略。这种情况也许表明了积极的变化。因为人们知道，在诸如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的转型期过程，寻求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支持往往总是要附加严格的政策调整和改革要求，而这些要求基本上都是基于“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那一套远离当事国具体情境的抽象教条。比如说，1992年2月,正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协助下,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经济政策备忘录》的声明，它是休克疗法方案的完整体现，制定该方案的基础，就是“华盛顿共识”的那些抽象教条。第二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了这个方案。紧接着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德国总理科尔宣布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4月底俄罗斯正式被接纳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俄罗斯休克疗法计划正式启动。历史记载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于希望更加激进的休克疗法细节。例如，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期望相反，盖达尔拒绝把石油价格的自由化包括在内。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也许更能说明，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也不得不在事实和结论面前转向一种更加务实，更加着眼于受援国家自身现实的政策性方案，而不是向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那样，一味蛮干，将抽象于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教义强加给这些受援国。但是，根据丹尼.罗德里克的说法，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对此似乎仍然十分不情愿，这包括他们仍然十分不情愿面对中国经验所提出的真正挑战和应有的反思。因此才有所谓“扩展的华盛顿共识”这种修修补补的尝试，但是，从方法论而言，却与老的共识一脉相承。
然而，作为一个理应更加关注中国转型过程本身的历史和现实的人士，为什么会在这里对于新老“华盛顿共识”的变化这么关注呢？原因是，虽然“华盛顿共识”从上个世纪以来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制度转型和政策制定，但是，比较一下两者在实践上的后果尤其是两者在认识上和方法上的本质不同，将更有助于人们发现转型过程的真谛，更有利于人们澄清迄今为止围绕此类问题的是是非非，更有利于人们树立一种更为深邃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更有助于人们从根本上理解，对于转型国家和指望通过改革过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来谋求发展的民族国家而言，认识到自身社会和制度演变的那些内在的规律和特殊性，是最重要的。而那种简单化的倾向，即指望通过一揽子移植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经验抽象来完成激进变革的做法，不仅在政治上错了，而且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认识上和方法论上的误区。由于这种错误是具有根本性的失误，因此，只能将改革引向歧途。
对于转型国家和致力于发展的民族国家而言，问题的上述提法已经包含了两个在方法论上截然不同的认识领域，由此形成的两种系列的认识成果因此也具有完全不同的适应性：一种是从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理论往往从这些国家的教科书中就可以找到；另一种则是蕴含于转型国家和旨在发展的民族国家社会内部的那些演变规律和特性，对于这些规律和特性，迄今为止人们还知之甚少，有待发掘。然而历史表明，即使在缺少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只要坚定的在改革政策的推出和制度安排上认真倾听社会的呼声，关注社会的反应和一系列因果联系，事情本身就会持续的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也许，人们恰恰应当从这样的历史视野来评价“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会导致成功并且终归会走向渐进的改革自觉。
可惜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们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从这种根本性的视野转换上来看待问题。倘若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最终反映的，只是那些作为国家的股东们的利益和要求，那么，人们为此也不必作太多指望，因为利益毕竟是利益，business is business。但是，倘若这些机构总是摆脱不了普世的情怀，总是希望为广大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做些根本性的事情和援助，那么，他们也许不应当仅仅依据来自于发达国家学者们的已有知识，同时也应当倾听来自于受援国的呼声。与此同时，也许应当尽早明了，关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尚属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巨大的认识领域，因此，理应联合这些国家的各方面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予以系统的研究。只有这样，事情本身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也只有这样，援助和改革方案才有可能植根于基于严肃而认真探索之上的理性认识成果。同时，它也将真正丰富人类对于自身及社会发展的认识。
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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