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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观察这次房地产热及其调控的博弈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们在使用一些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词语来谈论和评论这场博弈。“要挟”、“挟持”、“绑架”这样几个过去很少用到现实经济政治生活中的词汇，在今年的房地产以及其他利益博弈中不止一次被提及。这些名词不仅表明利益博弈新手段的出现，同时也表明这
种利益博弈的激烈程度。
先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论者是如何使用这些名词的。
“既得利益集团借民众误解要挟政府”。在央行3月16日宣布上调房贷利率之后，社会反映异常热烈。社科院金融所易宪容指出，这或许是因为有不少人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思维中，也或许是既得利益集团在借民众的误解来要挟政府的政策；
“房地产商挟持社会整体”。《证券日报》记者屠海燕在一篇题为《地产寡头走向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文章中讲到，在房地产调控中，社会被整体挟持。因为住房人人需要，不可缺少。地方政府的GDP贡献，过多地倚仗于房地产。与之相对应的是，房地产寡头们通过不断推高房价，力图在最短时间内使其利益得到保证，而政府必须面对房地产崩溃时的动荡风险；
“把工薪阶层绑上了房价博弈的战车”。《工人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为《谁把工薪阶层绑上了房价博弈的战车》；“国家随时可能被强者绑架”。经济学家赵晓在分析两税合一中的利益博弈时也使用了这样的说法。赵晓指出，迄今为止仍然缺乏透明、有法可依的一整套政策博弈系统，这使得国家随时有可能被强者所绑架，并使弱者无处可以申诉，最终的结果便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而《亚洲时报》在评论中国的房地产新政时，更用了中央政府与利益集团对决的字眼。
曾经有评论说目前中国的房价已经开始政治化，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上面带有很强政治性色彩的字眼所表明的，更多还是经济上利益博弈的内涵。在直到今天还没有最终结果的房地产博弈中，由于上述挟持、绑架、要挟等博弈手段的使用，使得目前这场博弈的过程进一步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不得不多有顾及，既要投鼠又要忌器。
投鼠忌器之一，是将房地产调整与整个经济捆绑在一起。房地产是一个上关国计下涉民生的产业。特别是近年来，房地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于是威胁者说，如果由于政府调控而使房地产进入低迷状态，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如果房地产处于低迷状态，与房子相关的建筑、材料等行业就会受到波及，这对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甚至每个人的生活质量都是有影响的。
投鼠忌器之二，是房地产调控可能导致金融危机。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在中国17万亿元贷款总量中，房地产相关贷款有2.5万亿元。而在这17万亿元贷款中，以房地产及土地抵押的贷款，要占到50%的比重。金融业就在房地产热中处于一种多少有些尴尬的状态。19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人们还记忆犹新，而今天金融危机可能性的阴影也挥之不去，这就使得政府在对房地产进行调控时不得不谨慎万分。
投鼠忌器之三，是导致居民财产的缩水。普通民众由于拥有住房情况的不同与房价及其变动的关系也大不一样。人们经常使用“纸上富贵”的说法来形容拥有住房的人的财产变化。但这种“纸上富贵”却是房地产博弈中的一件利器。于是，人们就常常见到这样的一种说辞：如果政府硬性把房价压下来，即使广大普通市民也未必同意。因为好不容易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增加了，现在成为百万元户“身价”的人了，又要“缩水”，变成几万元或几十万元“身价”的人，谁会情愿？正因为如此，大部分拥有住房的民众尽管短期内没有卖掉自己住房的可能性，房价的变化与他们没有现实的关系，但在房价的博弈中却成了实实在在的砝码。
如果我们将1990年代中期海南等地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刚刚形成的房地产集团使用的博弈手段，2003年房地产集团反对“121文件”时使用的博弈手段，与今天的房地产调控中所使用的博弈手段进行一下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所使用的博弈手段在不断丰富。在海南等地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房地产集团所使用的手段还仅仅是鼓动一些学者一般性地倡导政府要放松银根，很少直接涉及房地产，大体是一种旁敲侧击式的博弈；到了反对“121文件”时，就已经直接面对主题了，但方式主要还是呼吁，至多是上书。而在这次房地产调控中，硬碰硬的实质性博弈开始出现。
而利益博弈手段的变化，形象地表明，我国社会中利益博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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