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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财富的红与黑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14日 16:43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史彦/文

  亨利·R·卢斯创办《财富》时坚信商业将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他说,“一切财富史都是企业史”。这在中国同样适用,只是直到现在还不够堂而皇之,许多成功人士对于“富豪排行榜”的抵制即是例证,这不能只用性格内敛这样的原因作为解释,屡屡爆出的“问题富豪”或许是另一种通俗理解。

  毫无疑问,中国的商业史是典型的断代史,现在负有盛名的企业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关注的也只是“怎么把生产搞上去”,但国人对财富的追求终未迟疑,现代商业传统的发轫距离现在时光短暂,黄仁宇强调的“大历史”观念的核心,即是如何以数字观念替代中国的传统,他将1985年定为一个分水岭,因为他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开始学会了如何用数字管理国家。而在政策上的标志性的事件是1985年初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它缘起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由此出现并主导了其后几年的改革进程,那些在价格双轨制内来去自如的人挣到了让他们自己都咋舌的钱,真正的暴富带来的是更为狂暴的消费:比如摔茅台比赛、30万元买一个车牌、60万元的银龙鱼热卖。

  许多斗富演变为斗殴,他们的财富遭人嫉妒却少人尊敬。海南成为淘金圣地的1990年代初期是中国新一轮大规模的造富运动,许多现在当红的企业家在那一轮完成了必须的原始积累:例如潘石屹黄巧灵吴一坚。只是这样的特例殊难重复,所以随后出现的证券市场成为个人财富增值的新宠,“深发展”、“杨百万”,这些记录着个人财富梦想的名词渐次成为历史,但一个富足阶层的诞生却并未滋生一个足够强势的企业家群体,这与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的“公司已经成为社会公共机构的现实,它不仅仅是经济机构,还是政治机构”的概念迥然不同。

  过于执着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像样的企业家”这样的问题有些不够友善,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还缺少诞生企业家的环境和条件。承担社会责任的理想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而言过于沉重,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还在为企业产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纠葛苦恼。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国企的20年变革史,从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到健力宝的李经纬,不是企业领导人的“沉沦”,就是所谓国有资产的流失。双方惨烈的博弈,混杂着欲望的挣扎、意识形态的囚禁,他们都看到了历史规则,都有出手解决的冲动和谋略,但包括倪润峰张瑞敏、陶建幸这些实力派在内也缺乏改变的机遇,而基本解决问题的TCL联想也只因当地政府和主管机构的“开明”,而不是可以普及的制度因素。上市一度被视为是改变这些基本面的途径,但许多企业只把这里视为圈钱的场所,虚假问题不时出现,信用危机由此凸显,而有效的诉讼手段滞后,由此改变公司治理结构的期望多数已不再现实。

  这使中国缺少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掌握最多资源的政府意志决定着财富的分配和走向,这也意味着“红顶商人”阶层勃兴,意味着政商之间有一条生生不息的利益输送渠道。而在这条道路上的“长袖善舞”者,往往神秘而低调。比如崛起于闾巷之间的周正毅,几乎从来不肯正面接触内地传媒。在香港,周正毅几乎透明地拥抱豪华地产、股票、上市公司,而在家乡,他的神秘与低调与急速的多元化扩张相映成趣。而现在,相比于海南地产的偶然、股市的不确定性,现在“红顶商人”们看到的最好机会即所谓“国退民进”,佛山三水区政府为何选择把股权出售给出价较低的张海现在已经成了谜案,而自称“半路出家”的顾雏军在“科龙革命”的中途出人意料地获得了顺德这家著名家电企业的控制权。

  财富的流向不仅可以使人看到机制的重要,更能看到似乎与之联系紧密的谋略之术,这是“韦尔奇、艾柯卡崇拜”无法清除的烙印。人们对胡雪岩的记忆也使现代中国企业家能够寻找到精神皈依,而他们熟悉谋略之术远胜于硬邦邦的六西格玛,于是我们看到倪润峰重要的支柱不是拗口的管理书籍而是流传久远的《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而不论国际化的进程有多深入,曾国藩,这个洋务运动的先驱者,某种意义上却是李东生最尊崇的老师。

  中国长期的农业传统没有真正独立的商业文化,缺乏契约、法治前提的伦理诉求导致了私人财富积累的不合理性以及天生依附政府的非独立性格,但这能否改变是个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动辄“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化可能有助于改善一些企业恶习,美国或者香港的资本市场正在帮助许多企业变得透明、诚信。但另一方面,在财富全球分配的过程中,中国人内斗式的文化再次上演,在“反倾销”问题上,这里绝没有当年索尼应对“美国倾销控诉”15年抗争的无畏、坚韧。“中国制造”遵循的低成本竞争战略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反过来制约了国家及企业群新的战略空间,以贫穷农村源源不断产生的廉价劳动力,与组装工业的生产体系和企业哲学结合,必然会达到它的限度。而中国大部分公司迷恋价格战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严重轻型化,大部分企业在低层次上竞争;同时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企业老板除了价格战这类粗犷的扩张型打法之外,别的精细化正规战法大多不熟悉。

  相比于寻求技术变革的努力、在全球化框架中寻找生存的价值和决心,中国企业花在营销、自我包装上的精力要多许多。当然,这些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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