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感权力与时尚

　　剧院、唱片、广告、饮食、着装、电视、宗教、邪教、性生活、房中术、文学杂志、田园生活、民间歌唱、盛大节日、风俗习惯……一切世俗都被一条神秘的线索牵引，而线索的另一头是权力与资本。

　　线索的秘密究竟是什么？美。

　　一种美感，或说人对美的态度。

　　美与权力或资本的关系古已有之，但那是一种疏松的联络。叶燮著《原诗》，皇帝可以不喜欢，但可以让它“留”着。权力对世俗生活的趣味倾向都留有空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理性主义的时候发现，理性人最终将成为“理性的傻子”。这是研究“囚犯困境”之后得出的结论。在困境中，聪明的人都选择出卖对方，理性做出的判断是：只有出卖别人，自己才能获得权力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看，理性人已经成了“理性的傻子”。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可以找到依据。在我们的商界，聪明人最终要成为“聪明的傻子”。两个聪明人在一起往往做出最傻的事情。彼此过度防范是理性的选择。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人们在防范上花了太多的力气和精力。

　　这是陈愚先生《后悲剧时代的悲剧》所引发的感想。陈愚先生用底层社会的困苦来说明社会态度问题，其实还是涉及社会公正。但是这个公正似乎非常边缘于感情，至多焦虑在社会财富的公正的底盘。社会公正问题早已经就是各个派系注目的焦点，无论是对社会财富状态的挑剔还是对财富人格状态的挑剔，有时令人猜疑是救世主光芒的争夺战。

　　作为常识，没有包治百病的良方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民主社会依然存在不良的社会症状。把民主社会解说成灿烂的天堂，在于感情的东西居多而理性成分寡少。当我们不时迷惑在“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个两千多年的义勇豪情中时，其实更是固守着财富神圣和权力神圣这两个意识形态的根结。

　　民主是一种属于政治的语言，关乎的是权利，和社会财富无关多寡也就是和生产力无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民主的原因。但是民主的确和生产方式有关，没有商业资本的自由移动需要也就没有商业资本人格的自由需求，且不论商业资本的自我保护的人格本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主一开始就是也只能是富有人家的话语和权利。

　　工业化时代，城市生活的公共性把习俗、惯例趋同，而审美趣味首当其冲。这无疑与竞争意识相关：人们不愿意失败，不愿意遭遗弃。因此，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成功的事物上。于是，成功就成为一种美学。这就是所谓的时尚。

　　时尚却不等于成功。时尚是向往成功的一种美感；时尚是用一些成功者表现胜利的符号或类符号装饰待成功的状态；时尚也是在上述态度和活动中维持面子和希望的机制——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与成功完全两码事，但毕竟这给很多人提供了活下去的理由。

　　对于相当一部分企业家们来说，来自权力运用过程中的美感比来自金钱的美感更为强烈。世界上一些最富于聪明头脑的人们，在研究了权力的美感问题之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权力的美感究竟来源于什么？人们获得了权力之后，是如何感受到生命的幸福的？这种权力给拥有权力的人带来的美感是从何而来？研究结果表明：任何掌权者的幸福与否，都取决于生活在其权力之下的人们是否幸福。你是权力者，你幸福不幸福，要看被权力者。

　　人生在世，图的是一辈子生活幸福。文明社会的标志是，有权力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但真正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之后，每个人还是要为这种生活方式去支付机会成本，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企业家是有钱了，但有钱就能买来幸福吗？经济学研究表明，只有20%的幸福是可以用钱买的，其余的80%则是用钱买不到的。企业家在追求自身幸福的时候，不能仅仅靠牢牢抓在手中的权力，关键是如何使这些权力变成幸福的来源。

　　什么才是衡量“真正财富”的标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经济学——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的“前景理论”为代表——的人士给出了有异于传统经济学的答案：人们是否幸福，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

　　诸如时间性的比较或社会的比较——你周围的人现在已经都住在更好的地方了，即便你住在别墅里感觉舒服，也不会非常开心。

　　还如“脉冲式”的快乐——长期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什么变化并不意味着你比一般人幸福，如果不时有一些像旅游、探险这样的起伏变化，就是另一番洞天。　　

　　1993年《华尔街日报》从中国新富对瑞士名表、

意大利高级西装的着迷中看到了一个

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前景。事实上，市场经济体中的中国新富阶层崛起的速度远高于西方观察人士的乐观预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表明，现在中国的千万富翁约有1万名，亿万富翁约有1千名。

　　萧伯纳说：如果我们不能建筑幸福的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力享受幸福；这正如没有创造财富就无权享受财富一样。无关时尚，无关权力，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