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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先生提出应反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文化霸权”(2月26日《新京报》)，薛涌先生以《学术就是学术》一文表示了反对(2月28日《新京报》)。两人的争论，使人不能不再次正视中国未来的学术创新与知识生产问题。
本文倾向于认为邓正来先生所说的“文化霸权”问题，在中国未必如薛涌先生所说的不存在，是堂吉诃德眼中的风车。且不说国家交往中，强势国家秘而不宣但有意识有组织地
消灭弱势国家的宗教信仰、知识传统、文明特性这一事实存在，仅从可以感知的事实而论，西方世界的对外征服历程，充满了行使“文化霸权”的实例。近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对记载着两河流域文明史的巴格达博物馆的破坏，其用心不难体会。再举中国近代史，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向来是两种力量的同时施用，一边是传教士的“布道”，一边是商人来华“货通四海”。削弱落后国家的文化传统，建立相对为优的思想知识权力，从而为经济和军事权力作开道先锋，这样的历史离我们今天的生活一点也不遥远。
从笔者所从事的国际政治研究工作来看，这方面的感触更良以深也。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也接二连三出笼。支撑这些声浪的知识资源，便在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一般认识，即认为一国在经济“富强”后，会增强军事能力，提升政治影响力，进而冲击现有国际秩序，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引发对抗甚至战争。
然而，细心的人们却发现，这些年来，“中国威胁论”在亚洲世界越来越没有市场。那些鼓吹此论的人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场景：中国与邻国，尤其是周围的东亚国家，建立起了越来越良好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问题恐怕就出在单纯以西方知识来看待中国问题，在某些时候并不有效。
西方社会的历史经历与经验做法，是与东亚世界大不相同的。由西方内部交往史而形成的国际政治学知识，在理解和处理西方世界的关系时，基本有效，但套用到东亚世界的交往，则文不对题。与事实相去甚远的知识在世界流布，不是“文化霸权”又是什么呢？
但是，指出西方知识的不完全普适性，本文又并不想认为，要反对外来知识。实际上，应该承认，西方知识在有着因自身经历而产生的殊异性的同时，也因为人性与人类生活的一些共同面，而存在着普遍性的要素。
应该将“文化霸权”与外来知识区分开来。外来知识肯定是要吸收的，而且要大大地吸收。现代中国赖以建立起来的，其中的知识谱系，一大部分便是来自外域。诸如“主权”“民族”“公民”“宪法”等概念和思想，都是西方知识移植到了中国。盲目地以反对“文化霸权”的名义，进而反对一切外来知识，此种态度自然不足取，这样的话，将丧失掉许多中国文明更新的重要资源。
不过，在此过程中，又的确要有一种反思的态度，要思考所吸收来的外来知识，与具体语境有没有可对应性，在“大胆引入”的同时，还要“小心应用”，防止以外来知识强奸中国具体境况。薛涌先生觉得不存在“文化霸权”，那是因为他身在美国，美国占有着文化和知识优势，当然无须反对什么“文化霸权”。可是中国不是美国，所处位势全然不同，又怎么能用同样的知识准则一以概之呢？
□程亚文(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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