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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先生在2月26日《新京报》上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学术欲发展，就必须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并称“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学术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这样的解释，未免避重就轻，转移话题。中国学术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和制度问题，并不是什么西方
“文化霸权”的结果。目前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一股狭隘的“本土主义”思潮。从甘阳的“华人大学的理念”，蒋庆的读经，到邓先生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呼声，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阵脚大乱的现实。什么叫西方的“文化霸权”呢？”文化霸权”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舶来品。邓先生文章本身，就充满了诸如“语境化”等艰涩的西方词汇。用这样的语言来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本身就是对这种“本土主义”的一个嘲讽。
学术就是学术。我们没有自己的学术框架，借用一下人家的，这就像国产车的引擎不过关，引进一个国外的引擎一样，是起步时之必须。中国的学者现在有个不好的风气：看到一个理论，不讨论这个理论本身是否有价值，是否对我们认识世界有帮助，而首先要看这个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一种“文化霸权”。这样的习气，笔者在国外读了十年书，还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一些大学，许多学者是外国人，许多讨论会都是国际性的，你很难用“西方”来定义。在人家那里，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摆脱自己文化中的思想习惯，看看“外来人”是怎么思维的，能不能借用。我们中国学者如果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那些西方人会马上搬过去。事实上，所谓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思潮，大都是在西方的大学校园里开始的。中国学者的问题是自己拿不出东西来，所以才一天到晚在那里谈保这个反那个。
邓先生提出的移植西方学术制度的失败例证，也似是而非。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要求相关人员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当然要学。据邓先生说，我们学歪了，那些善于搞“公关”的人常常拿到科研经费，发表更多的论文；那些有真才实学但不会交际的学者反而被淘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科研经费的审批程序、出版社的经营等制度都按西方的模式改革了，是不是我们的学术制度也能会更公平一点呢？如果邓先生认为不该向西方学习，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否应该不硬性要求有关人员发表论文呢？如此一来，学术评审的标准又该是什么呢？
“本土主义”者们一会儿发表个文化宣言，一会儿又要反对人家的“文化霸权”。但自己却提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来。其实你到学术文化发达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人家那里，是绝没有我们这样热闹的。学术就是学术，关键是拿出成果来。
嚷嚷得凶，干得少，只能说明创造性的匮乏，学术文化的衰落。
□薛涌(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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