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玩弄了足球资本：中国足球的赌场模式

　　

还在战斗的足球投资人

　　“足协是庄家和老板，俱乐部则是赌徒；足协坐地分钱，俱乐部输赢自担；足协定规则，俱乐部除了用脚投票别无选择”。

　　文.本刊记者 唐凯林

　　在一面命名为“足球俱乐部”的湖旁矗立着一块牌子，上面醒目地写着“湖水至今不知深浅，游泳者请三思而后行！”

　　湖的旁边有一片墓地，墓碑上清晰地记录着很多“过来人”所留下的只言片语：

　　“我只是想澄清吉利集团的冤屈，只要能还中国足球纯净的环境，把我李书福拖出去枪毙了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年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以一张状告足协的诉状宣布退出“足坛”，并留下了这句铮铮话语。

　　“基于目前情况，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这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8年前放弃投资足球时的慷慨陈词。

　　“全兴俱乐部从开始运作到现在，至少有2个亿的实际资金支出，从企业经济效应的角度来说，全兴是一个失败者！”在足球投资上苦撑了8年的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在低价转让俱乐部时伤感地说。

　　遗憾的是，刺目的广告牌与惨痛的前车之鉴并没有震慑住财大气粗的企业家，一捆捆的钞票十年来不断地抛进这危机重重的湖面。资本失去了理智，而企业家则疯狂地看着湖面上漂浮的泡沫，痛并快乐着！

　　奇怪的是，岸上的人们并没有听见有人喊“救命”，相反，在湖中挣扎的资本用它那并不嘹亮地声音在喊着“革命”。

　　2004年10月，一场发生在足球资本领域的“革命”行动在一阵吵闹声中爆发了。

　　10月2日，由于北京国安队在比赛当中不满裁判判罚，一怒之下引发罢赛风波。半个月之后，大连实德的徐明在北方揭竿而起，响应国安罢赛一举，并提出改革方案，中国足球资本为此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运动。

　　躺在血泊中的资本

　　措辞严厉的战斗檄文，隔三差五的投资人会议，这一切都足以使人相信，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改良运动”。而四周弥漫着的硝烟味也使得早有预谋的足球投资人感到亢奋，认为至少可以把“足协”逼平，打一个0﹕0。

　　近十年来，各个足球俱乐部的资本投入已经超过了100个亿，但这些巨额的资本投入却大多倒在血泊中死掉了。

　　仔细分析每一宗足球资本的死亡案例，都会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足球资本的死因绝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挣扎着的足球资本投资人认定“凶手”就是非市场化的机制。

　　在以徐明为首的革命派所抛出的一系列革命方略，我们不难看到，足球投资人向足协提出了回归资本“四权”的要求，即产权、经营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按理，足球与资本的邂逅本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足以让人们看到一个依稀可见的产业雏形，但这件好事却并没有按照市场预定的轨道进行下去，而是被非市场化的运作体制调戏了。

　　就在革命派的足球投资人最忙碌的那几天，记者前后两次拨通了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健一的电话，但都被告知“正在开会”。

　　由于国安俱乐部作为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我们实在不愿错过李健一对于投资足球产业的看法，而李健一的答复则是简洁而略带绝望的，“我们现在跟足协的交涉还没有一个结果，我们不方便出来说什么，如果足协的态度是不支持我们，根本谈不上什么足球产业的问题。”

　　资本的介入为什么不但没有给产业的形成带来有利的契机，相反还会成为所有问题的源头，难道套在足球资本上的体制枷锁已经严重到了让资本窒息的境地，由此会引发一场足球与资本的遭遇战？

　　早在风云变幻的“甲A时代”，各大足球俱乐部东家几乎是清一色的大型国有企业，而由于国有企业出资人缺位的制度问题，使得资本与非市场化的足球投资体制并没有太多的摩擦，更谈不上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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