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认为，房地产不是主导产业，认为房地产存在泡沫。但我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完成之前，从总体上说，谈不上房地产有什么泡沫。如果要说有泡沫，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充其量也是局部的。因为房子造得越多，才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达到50%左右的水平，与世界工业化国家70%的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如果我们搞得好，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那么，还需要有二十年时间来追赶。因此，我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造城”。因为，房地产的产业链很长，可以带动很多行业的发展，而在未来的二十年中，中国又有城市化进程对房地产的需求。所以，房地产业是带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导产业。

　　《新财经》：但是，按照中国目前的房价，别说农村人买不起，城市人也买不起，房地产业如何能持续地发展？

　　萧国亮：我们看到，房价在2009年涨得比较快，但这是统计问题。事实上，2008年的房价是下跌的，如果把2008年年初到2009年年底的房价连起来，再扣除通胀率，我们就会发现，这两年的房价上涨比例并不高，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左右。现在，很多人都不看2008年的房价下跌，只看2009年的房价上涨，所以，感觉2009年的房价上涨得惊人。

　　房地产应该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但房地产的问题又很复杂，比如，有的人买了很多房子，有的人没有买房子，其实这只是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公。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应该进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政府可以做廉租房、公租房。但是，对于房地产的资源配置来说，最终还是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进行房地产业的体制改革。如果房地产业能够保持稳定、持续地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

　　除了房地产，我们还应该发展其他的主导行业，比如低碳经济、新能源汽车、生物工程等。无论哪个产业，都要让市场去选择，政府只要给予适当的政策引导就行了。

　　华 生：房价这么贵，与我们的制度安排有关系。在目前的体制下，问题当然很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供给问题、城市规划，比如每年有多少人进入城市，需要提供多少房子，要用市场化方式提供多少，要用保障法的方式提供多少。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列入整个经济发展大规划中，才能解决房地产问题。

　　货币政策的选择底线

　　《新财经》：由于2009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今年政府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处于“两难”的境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萧国亮：货币政策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一方面管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管通货膨胀。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应有所变化，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是外贸顺差造成的。按照经济学原理，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让人民币升值，减少外贸顺差。人民币升值以后，我们进口原材料、能源、农产品都会很便宜。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利益问题，我个人认为，由于央行发行人民币收购美元，然后用美元去国外投资，对于央行来说是没有成本的。所以，从央行的角度，它不愿意让人民币升值。

　　于是，这样就导致了一个“两难”问题，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两难”。如果满足了央行的利益，社会就要承担通货膨胀的风险。现在，用提高银行利率来防通胀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2007年的通胀，央行在一年之内连续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是，通胀问题仍没有解决。所以，目前货币政策的症结所在，就是人民币升值问题。

　　霍德明：从2009年年初开始一直执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今年应该是紧缩了。但政府不愿意说紧缩，怕被说成是刺激政策的退出。但实际上，政策已经在紧缩了，紧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怕通胀，二是怕价格上涨。今年4月，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本来是针对部门的，可政策表现出来的就是宏观政策的紧缩，这样的货币紧缩政策预计下半年还会持续。

　　在中国，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影响的不仅是宏观层面，更是分配层面。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把房地产价格打压下去的话，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下半年要看房地产的实际动向，才知道货币政策的走向。我预计，下半年房地产的价格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耗在那，看谁更能坚持。

　　袁钢明：真正的“两难”问题是货币政策，这其中有一个利弊权衡的选择底线。比如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两难”，不能把通货膨胀的防范限定得太严格，把价格指数定得太低，CPI一到3%就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这个时候经济增长还没有起来，价格才刚刚开始上涨，此时控制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却被打压下去了。2008年的通胀实际上就是猪肉问题，不是货币投放过多的问题。但是，政府把通货膨胀看得太过度、太敏感，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的严重下滑，中国经济下滑根本不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所以，在“两难”问题上要搞清楚，不可能用很低的价格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要找到合理的搭配空间，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为了保增长，货币政策应该宽松一点，价格可以高一点，CPI到5%，甚至更高一点；二是增长的目标定低一点，价格目标也低一点，如果CPI选择3%，那GDP就选择5%。这时候，紧缩的货币政策就不存在“两难”问题了。低通胀、低增长，就要紧货币；反过来，高通胀、高增长，就要松货币。这不是一个“两难”问题，你选择了一个，就要丢掉另一个。

　　宏观调控应有法律依据

　　《新财经》：有人预计，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会放缓，而且很多产业会产生产能过剩的现象。前不久，工信部公布了18个行业2087家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您怎么看下半年的经济趋势以及产能过剩现象？

　　霍德明：下半年的宏观经济增长可能比上半年低一点，个别行业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汽车，估计下半年要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现在的主流说法是，中国很多产业都有产能过剩的现象，而且很严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中国经济整体上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像汽车、水泥、造纸等行业，国务院曾经出过一些文件，对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做过一些调整。但是，如果不是政府在主导，中国不会发生产能过剩的现象，政府的主导和决策，在一些时候很可能会出错。

　　即将关闭的2087家产能过剩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这实际上又是一次“国进民退”。问题是，这样的“国进民退”是不是必要的，为什么一定要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去做呢？行政手段表面上效果很快，但一些决策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甚至是错误的，比如“铁本事件”。

　　淘汰落后产能，政府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应该用其他的办法。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行政手段是最后的选择，用价格调整、税收调节等方式，远比用行政手段更符合经济学规律。

　　《新财经》：很多专家提到，如果宏观调控政策只是为了增长而增长，就会产生矛盾。那么，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才能让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萧国亮：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需要改善宏观调控机制。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比如，制定《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不是个别人想怎么调控就怎么调控，要有一系列的宏观调控的法律依据，这样，宏观调控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才能让市场有一个明确的预期。

　　现在，大家对于政府的政策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政府出牌，谁都没有办法预测。而且现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有点过头，就像人得了病以后过度治疗一样。很多应该让市场来发挥作用、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的问题，都应该让市场说了算，不应该都由政府来包办。

　　所以，宏观调控政策应该通过人大，要有一个法律程序。只有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宏观调控制度的变革，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美国的宏观调控就是建立在很多法律基础上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有国会通过才能执行。

　　霍德明：很多人对调结构没有反对意见，但对保增长持保留意见。“保”的意思就是大于等于某一个数值，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保持10%的增长已经是很惊人了。对于经济的正常增长速度，政府是有责任的，但不能预期未来经济一定要保持10%甚至以上的增长，千万不要有这种预期心理。最近，统计局将2009年的GDP增速由8.7%调整为9.1%，很清楚，这样的增速是“4万亿”的人为力量促成的。所以，经济增长不应该用“保”，追求合适的经济增长就行了，要把调结构放在前面，这是符合经济需要的。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