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既要调控房地产，政策又左右摇摆；既不希望经济下滑，又不希望发生通胀。说中国经济“两难”不如说是“难心”

　　中国经济——难心

　　文/本刊记者 李斌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指出，今年的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进入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保增长与调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处于“两难”的决策路口，政策上的摇摆不定，让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专家认为，短期内，我们只有跳出“两难”的框架，将中国经济放在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才能解决“两难”问题。

　　中国经济的“两难”到底难在哪？如何破解“两难”问题？《新财经》专访了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

　　“两难”难在哪

　　《新财经》：进入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渐渐突出，您认为中国经济“两难”难在哪儿？

　　霍德明：中国经济“两难”难在哪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到底要以什么方式发展下去？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经济增长到底是靠外需还是靠内需？如果靠内需，很多其他的结构问题都要调整。这是表面上的“两难”。

　　实质上的“两难”难在哪儿？就难在对内要怎么做。这个问题延伸下去就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分配问题在外向型经济时期其实不太明显，现在，经济由外向型转向内向型，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理解的“两难”，一是经济增长由外转内的困难，二是经济转内后的增长动力的困难。

　　袁钢明：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有些问题是“两难”问题，有些不是“两难”问题。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本来不应该犹豫和为难的房地产问题，政府却感到犹豫不决，把它看成是“两难”问题。事实上，房地产根本不是“两难”问题。

　　之所以把房地产看成“两难”问题，是因为政府怕侵犯了房地产商的利益，最后侵犯到政府自己的利益，这是“两难”问题吗？老百姓都知道，房价高涨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到底要维护房地产商和政府的利益，还是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我认为，对房地产就应该坚决调控，绝不放松，最多是造成一些暴利阶层破产而已。但政府如果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中国经济肯定会走向绝境。

　　其实，货币政策才是真正的“两难”问题，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的矛盾，货币政策紧缩，有利于防范通胀，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现在，一些人把很多问题都混淆了，误导了政策决策的选择，加大了政策决策的困难。

　　华 生：在经济“两难”的情况下，要知道什么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如何抓住主要线索去入手，这是最重要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还不是十分清晰，所以就会表现出“两难”。

　　如果我们脱离了整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短期看，当然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不加大投资，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受到影响，“两难”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理解的“两难”，还是从短期应对角度来说的，解决“两难”问题，关键是要跳出“两难”的框架，在一个大框架下解决“两难”问题。

　　《新财经》：很多专家认为，200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激素”促进的。但“激素”只能维持一时，不可能持续。今后，“激素”没有了，经济怎么发展？

　　霍德明：我们看看“4万亿”的角色是什么？当初给“4万亿”的定位，就是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来渡过难关。也就是用所谓的“激素”来刺激经济增长，“激素”在短期内肯定是有效的，但是，经济学家都很清楚，靠“激素”治病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况，一旦“激素”没有了，情况会变得更糟。从现在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还不错，说明“激素”的持续效果还是有的，但下半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不足了。

　　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中国经济要不要再靠外需。从过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年看，经济靠外需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既然靠外需不可持续，那我们就要靠内需。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化，我们都不用再靠“激素”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激素”是应对外面的世界的。

　　更何况，“4万亿”投资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应该把这件事看淡了，让内需真正发挥作用。讲到内需，就要讲到市场，但现在的一些补贴政策，比如家电下乡等优惠政策，都是非市场的东西，是不可持续的。要把市场机能真正培养起来，就要讲市场价格。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或过剩。所以，我们讲市场的时候，要重点讲价格，它能反映经济最真实的一面。

　　调结构才能促增长

　　《新财经》：很多人认为，“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存在着矛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萧国亮：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其实并没有矛盾，结构调好了，经济自然就增长了。这就像盖房子一样，结构不牢固，房子盖起来就不会牢固。所以，如果不讲结构优化，只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那就矛盾了。

　　袁钢明：有些问题是人为制造的“两难”问题，比如结构调整和保增长问题。结构调整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结构调整应该是发展高技术、高水平。我认为，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是提高居民收入，但有些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提高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会成为所谓的“两难”问题，认为居民收入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就会消除。这是胡说八道，居民收入的提高不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吗？怎么是“两难”问题呢！

　　华 生：金融危机后，外需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大幅度扩张，这就需要用内部需求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内部需求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既然把结构调整的口号提出来了，就要认清楚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问题是什么。像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等，永远都会存在，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中国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是城乡结构的调整，是中国大部分农村人口如何变为城市人口的问题。城市化本身会创造巨大的需求，也是我们要调整的主要方向。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走，中国经济就不存在“两难”问题。关键是我们能否抓住这个最大的结构问题，然后集中力量去解决问题。

　　《新财经》：结构调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什么？

　　华 生：现在看来，政府对于经济转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结构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下决心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面临的是短期的“两难”，左右摇摆。

　　我觉得，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方向就是城市化，要解决几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要解决他们的家庭成员市民化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就会出现大量的供给，同时会产生更大的需求，这足够推动中国经济再增长十年到二十年。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并没有转到这方面来。现在搞的一些保障性建设，也仅仅是解决城市人口问题。我们应该解决中国经济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增长问题，要有大的举措和决策，要抓住大方向。

　　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首先要做好城市规划，今后要有几亿人进入城市，这些人住什么地方？要做哪些配套投资？这些投资不仅仅是“4万亿”，也许要几十万亿。到时候，我们根本不愁供给过剩，因为有那么多人需要房子住，相关的很多产业也会被拉动。

　　萧国亮：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结构调整问题，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找出新的支撑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而且，这个主导产业应该由市场自己来选择，而不是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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