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金华 卢丽涛 实习生 邓石华

　　这次的舆论规模很大，我们要联合起来集体去抗争，我们媒体人就要靠我们自己，要自己人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我们媒体有错，我们要改进；但如果我们是对的，就一定要坚持。

　　——范以锦

　　访谈人物简介

　　范以锦：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曾任《南方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现任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曾被《传媒》《今传媒》《南方周末》等媒体评为“中国传媒年度人物”、“最具影响力传媒人物”等称号。

　　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中国当代著名“揭黑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

　　《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了上市公司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全国通缉。被通缉的仇子明四处求援，工作陷入停滞。

　　7月28日，针对记者仇子明被全国通缉一事，《经济观察报》正式发表严正声明，称将坚持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正当采访和报道权，并正向有关部门提起申诉。

　　舆论监督和舆论监督报道的记者，因其特殊的职业属性，在现有的媒体环境下，往往遭遇莫须有的罪名。仇子明被通缉，在国内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关于仇子明事件的声援在各地媒体界展开。

　　昨日，本报就媒体舆论报道的监督一事，专访了广东省新闻工作组协会主席范以锦先生，以及“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

　　关于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记者仇子明一事情，您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

　　范以锦：首先，这个事情以损害商业信誉罪来抓记者，想要审判的话是要有严格的标准界定的。一般来说，损害商业信誉罪是有目的的、有预谋的、有意对商家进行诽谤伤害，而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以这个罪来立案和追捕(仇子明)，大前提是错的。

　　第二个看法，记者的报道和这个公司是两个方面，谁对谁错公安部门没有调查就断言记者错了，听了公司的言论就抓记者，那记者调查和揭露了这个公司，为什么警方不去抓公司的人呢？这是蛮不讲理。

　　第三，退一步来讲，如果这个报道是失实报道，也不能以这个罪来抓他。报道失实不应该定罪，它是一种伦理道德范围，不是罪与非罪的范围。如果说凡是失实报道就定罪抓人，我们的记者是没有办法当的，特别是搞经济报道的，如果用这个定罪打击是非常大的。

　　即便凯恩公司认为仇子明报道失实，要起诉的话是否也应该有一个正常的途径？

　　范以锦：可以用民事纠纷去打官司啊，我们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打官司，说你报道失实。直接用报警这种手段来对付媒体，这个是极其错误的。

　　那正常的途径应该是把《经济观察报》作为起诉对象向法院进行起诉？

　　范以锦：记者是一种职务行为，不应该将矛头对准记者，单单去抓记者，报社和记者应共同承担这个责任，可以去抓总编，让他把责任担起来，把责任都推到记者身上，这个不行。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仇子明的报道根本构不成犯罪，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是，他是非常正当的舆论监督。退一步来说，就算这个报道是失实的话，都没有任何把他定罪的必要。

　　有报道称，另外一个叫翁安余的人，因为在此事件中因转帖被拘留了，现在变成取保候审，这样的话，转帖也有罪了？

　　范以锦：这个我不太清楚，如果因转帖被抓，那是错误的。很多人都转了，那都能抓吗？

　　记者被起诉、被通缉的情况时有发生，记者该如何超前应对、保护自己呢？

　　范以锦：这几年，我们的媒体也在不断揭露、抗争，中央高层不断提出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这个思想是很明确的。但是下面有些人老是为这个事打压媒体，而且他们肯定是为了某种利益去打压，因为某利益集团关注这个事。

　　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我相信今后还会有人冒着风险去干这个事，不管怎样，媒体还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念，该做的还是要做，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凡是武力打压媒体的，有相当部分是我们媒体胜利，认为我们是没有错的。我们的报道没有错，我们还是要抗争。这次《经济观察报》的高层态度还是很鲜明的，采取了抗争的态度。

　　迫于舆论压力，遂昌县公安局最终撤销了对仇子明的全国通缉令，怎么看待媒体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舆论监督的力量？

　　范以锦：这次的舆论规模很大，我们要联合起来集体去抗争，我们媒体人就要靠我们自己，要自己人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我们媒体有错，我们要改进；但如果我们是对的，就一定要坚持。

　　做调查性报道时，记者怎样既做到舆论监督又能保护自己？

　　范以锦：我认为我们媒体人报道一定要准确、真实，尽量让别人钻不了空子，充分保护我们的证据，我们取证的过程、手段都要尽量做到留有证据。如果遇到报道失实的情况，我们要清楚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抗争，抗争以后，我们就更有力了。这个事情我们要去做。

　　有些记者认为，国家对于记者保护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您对这种法律法规的出台持什么态度？

　　范以锦：如果要等《新闻法》出台才谈得上保护的话，我认为很难等到。尽管我们的法律不够完全，但在现有的很多法律中，记者是应该受到保护的，记者进行采访报道也是在行使公权力，但记者为什么不能像公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呢？

　　报道失实有纪律的处理，并没有说报道失实要定罪，按罪犯来拘捕。我们很多规章制度规定，报道失实是纪律的范围、职业道德的范围，不是法律的范围，这个是有规定的，问题是不执行。越是基层，有些地方就越是乱来。很多新闻事件是外地记者揭露，不是当地记者，如果是当地记者，自我保护的难度更大。

　　仇子明事件反映了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问题，您认为当下舆论监督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王克勤：舆论监督的对象，是些犯罪违法和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媒体的属性就是曝光这些事情。它曝光的对象隐蔽、遮盖、遮掩，从这个角度来讲，舆论监督媒体，和所有的违法犯罪，是天然的敌人。

　　另外，有些情况下，公权力机关成为这些违法犯罪的私家保镖。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公权力私有化，公权力机关富人化。

　　调查性报道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公权力机关打击、陷害、迫害媒体的舆论监督，采用一些流氓手段。以前不法行为曝光后，会收敛、检讨。但现在，你监督你的，我不理你。国家公权力机关，成了富人的家丁，这个很可怕。

　　仇子明事件，给媒体以及相关部门怎样的警示？

　　王克勤：如果仇子明事件，不是像今天这样(全国通缉令)得到撤销，最终良性处理的话，那么所有的舆论监督所受的压力会非常大。任何一名调查性报道的记者都无法保证，会不会在家门口，在路上，在工作岗位上被带走。只要一个人不安全，所有人都不安全。

　　遂昌县公安机关，通缉的不只是仇子明个人，而是全国舆论监督的记者、媒体。媒体在仇子明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愤慨，有同病相怜、唇亡齿寒的味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寒而栗，说不定下一个被通缉的就是我。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