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哲

　　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都知道地方债务不是个小数目，可到底有多少却莫衷一是。根据媒体报道，在监管部门最近的一次检查倒逼中，商业银行给出的数据是7.3万亿元左右，机构如高盛给出的数字是7.8万亿元，而美国西北大学一位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投资机构的借款总额或高达11.4万亿元。尽管数字有高有低，但都是估算，因为地方债务从未公开过。正是基于此，财政部和银监会在近期才分头进行了地方债务调研，以求摸底。

　　地方债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即使以7万亿元为准，这个负债总额也相当于去年GDP的21%和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10%。然而，债务存量或许不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发展，外汇储备高达2万多亿美元，中国整体债务风险的程度其实不高。我们的担心在于地方债务的监控失灵，不知道地方政府究竟举了多少债、还会举多少债，这种隐瞒使地方债务的风险充满不确定性。

　　而且，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地方政府无疑是具有发债冲动的，债务具有膨胀倾向。这一方面是来自收入的“拮据”，地方在全国税收收入中只拿小头。1-4月，中央财政收入14107.54亿元，同比增长38.9%，地方财政收入13445.19亿元，同比增长29.5%，地方在财政收入总额和增速方面均跑输中央；另一方面是地方城市建设和政绩考核的双重压力，架桥铺路需要钱、土地一级开发需要钱、上马各种大型项目也需要钱。这资金的缺口，除了卖地，就只能是举债。稍早前，湖北省宣布了令人咋舌的12万亿元投资计划，官方宣布的举债金额就有1.3万亿元之多，而另有1万亿元的资金缺口举债的可能性也相当大。而投资项目大多流向了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项目，投资回报率很低，债务清偿压力不小。

　　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将由中央政府买单，市场这么认定，地方政府本身恐怕也这么期望，反正官员的任期就三五年，自己任内对付过去就行了。因此，中央政府面临的是一个没有预算约束、举债过度的系统性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就不得不接过地方政府甩过来的债务包袱。而最近一场肇始于希腊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足以给我们警示，相比欧洲债务危机，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更大，因为前者还是可监控的，后者通过“封闭”的投融资平台来运作，难以监控，风险更大。

　　虽然《预算法》规定地方不得举债，但却制约不了地方举债的行动，反而因为举债变相进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无从披露，因而也就无从防范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当发现问题不对时，问题也就不是小问题了。因此，对于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只限于类似上世纪90年代“清除三角债”的行动，只想到削减，更应该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向上、向下接受监督，掌握和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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