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明金维

　　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4月25日在华盛顿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一共提高了3.13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行第三大股东国。

　　世行投票权改革，是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世界经济格局加速变迁之后，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治理调整、演化的一部分，它正视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一基本事实，是世行这个重要国际金融机构在其管理架构上做出必要调整。

　　成立于二战之后的世行，是一个多边发展、援助机构，由于历史原因，其话语权一直向发达国家倾斜，其管理架构甚至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歧视”。自成立至今，发达国家一直在世行占据主导地位。此次改革之前，在世行186个成员国中，数量很少的发达国家投票权却超过55%，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到45%。最受争议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按照所谓历史惯例，世行行长只能由美国人担任。

　　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近十年，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加速崛起，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在本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春季会议期间，在谈及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强于发达经济体。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形成的世行投票权分配和管理架构，没能及时跟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话语权偏低，因此世行改革问题越来越突出。

　　欧盟委员会负责发展事务的委员安德里斯·皮耶巴尔格斯在谈到世行改革问题时说：“它只不过反映了现实，而且我认为，多边机构应该反映现实，因为不然的话，它们就会变得过时。”

　　皮耶巴尔格斯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世行改革，并非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恩惠”，而是世行自身寻求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而做出的必要调整。如果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中的话语权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必将影响世行的权威性和效率。

　　这次世行投票权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国的影响力上升。发展中国家增加的3.13个百分点投票权，其中1.65个百分点，即超过50%，给了中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投票权增加，对于整个发展中国家也有好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投票权增加，将可以在世行决策和管理当中，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呼声。

　　改革后，中国投票权排第三，在美国(15.85%)和日本(6.84%)之后，但却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老牌欧洲大国”之前。这是对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地位的认可，也是对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重要作用的认可。

　　世行行长佐利克认为，中国投票权增加是因为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增加。他说，必须将类似“第三世界”的过时提法还给历史，今天的世界经济正朝着一个新的、快速演变的多极体系发展。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需求来源，从长远看，新兴经济体可以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多个支柱。

　　虽然此次世行投票权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世行改革依然任重道远。比如说，根据世行章程，其决定必须获得85%的投票权支持，而美国拥有15.85%的投票权，事实上美国成为世行186个成员国中唯一拥有否决权的“超级成员”，这对其他国家并不公平。再比如说，世行行长人选问题，也必须更加公平、民主，更应看重候选人的资历、能力，而不能硬性规定，只有美国人才能担任这一职位。此外，经过此次改革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仍处于劣势，一个公平、公正的世行投票权架构仍需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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