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研究员)

　　2009年9月在匹兹堡召开的G20峰会上，美国发起了旨在矫正全球经济失衡的动议，并且得到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支持行动。这些国家希望确立一个可信的程序，监测各国增进国内经济平衡的努力。

　　所谓“全球失衡”，是指中、日等东亚国家持续的高储蓄率、经常账户盈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美欧等发达国家持续的高负债率和庞大的财政及经常账户“双赤字”。因此，匹兹堡峰会上的动议，实际上是借此敲打贸易盈余国家(主要是中国)。而中国也已经承诺将逐步转变增长模式，降低出口依赖，更多依靠内需。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持续的贸易争端和调整全球(主要是日美)失衡的“广场协议”与“卢浮宫协议”。

　　“广场协议”即将重演？

　　“日美之间的‘广场协议’会在中美之间重演”。这是东亚学者的预期。目前中美之间日益加重的经常账户失衡与80年代日美之间的经常账户失衡非常相似。美国在2005年之前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要求与1985年之前对日本提出的日元升值要求也是一样的。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阵营中，早就有主张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声音。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8月份在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演讲和接受采访时，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萨默斯对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做了“最清晰的表述”：美国日益增长的外债规模与其超级大国地位不相符；美国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必须依靠真正的工程技术，而不是金融巫术；在世界经济当中，美国不会继续担当“最后消费和进口国”的角色。

　　但是美国毕竟是当前国际经济失衡的既得利益国：在货物贸易中得到廉价产品，在金融市场上得到廉价资金。正当世界开始讨论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美国提出自己要放弃这一好处。这一举动是不是“做秀”？短期内还存在不确定性。当然，从长期来说，如果美国不夯实本国的经济基础，支撑并改善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话，其它国家必定会另谋其它选择，欧元、日元、SDR，都是潜在的替代品。因此，美国从当前失衡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的既得利益总的来说是不可持续的。

　　也许是金融危机促使美国做出决定。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可能再也无法继续以低廉的利率为其庞大的贸易赤字融资。即便廉价的资金供应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也说不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突然断裂，冲击美国经济。

　　美国从贸易保护做起

　　最有可能实现贸易再平衡的市场化手段恐怕还是汇率调整。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两位学者的研究，若要使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接近上述目标所要求的水平，美元真实汇率可能需要进一步贬值，“主要是相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这句话似乎包含着特别的含义。因为真正的美元贬值必然是相对于全世界所有非美元货币的。美元相对于个别货币的贬值只能依靠这些货币的升值才能做到。如果这样的话，“广场协议”真的就重演了。

　　但是中国与日本有重要不同。二战结束后，美国一度占领并管理日本；“冷战”时期，美国又一直用核保护伞“罩”着日本。美日之间名为同盟，其实关系极不平等，甚至影响到双方官员在相互交往中的态度：美方习惯了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日方见惯不惊。因此，美国在80年代能够采用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段让日本政府基本按照自己的意图调整经济政策。

　　日本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仓促进行的经济政策调整至今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因此今天的中国虽然面对同样困难，但自然不愿意步日本后尘。加之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与日美之间大有不同，美方无法把自己心仪的方案强加给中国并迫使中国执行。因此在对待中国的时候，美方态度比较温和，更多依靠看不见的市场力量来推动此事。

　　这次美国对中美失衡运用的手段，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奥巴马政府正式启动特别保护措施，对中国出口轮胎加征紧急关税，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取向的重大变化。如果说当今的贸易保护主义于80年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了“经济再平衡”的外衣，因此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所以，“轮胎特保案”将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美国启动一场主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开端。萨默斯表达得十分清楚：“中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行事了，因为美国打算表现得更像中国。全球经济不允许两个(甚至一个半也不行)最重要的经济体都来实行中国式的增长战略”。

　　对中国冲击尤为严重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美国(后来被欧洲代替)是中国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早就达到了足以让一个正常国家“支付不起”的程度。中美经济关系得以维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能够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得到”廉价的资金。美国不需要到别的国家去借，别的国家就已经主动把美元送到了美国。所以中国不担心美国的支付能力。退一万步，还有美联储这个可以提供无穷资金的“最后贷款人”。

　　这种高度依靠外部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本来就是不可持续的，迟早会走到尽头。中国国内的“民工荒”等市场力量已经开始推动工资上涨，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然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个进程，美国经济的再平衡战略阻止中国回到危机前的路径。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迟早要转型，因为这一转变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但是从短期来看，市场机制推动的转型比以其他方式实现转型更有可能成功，也更有利于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对中国来说，比较理想的世界经济前景是按照现有的增长方式复苏，再依靠工资、地租上涨的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此相比，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的国际环境很难推动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贸易保护主义不可取

　　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1929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导致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国纷纷采取对本国有利、但“与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基于这个教训，在去年11月召开的G20峰会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被确定为防止世界经济走向萧条的重要措施之一，参与峰会的各国都做出了反对贸易保护的承诺。

　　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80年之后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不仅是各国政府的自然生理反应，而且会在各国之间产生相互模仿的羊群效应。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9月份宣布：从去年11月做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集体承诺以来，G20成员国家继续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甚至“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成员国违背无保护主义承诺”。

　　在美国政府的外交谈判策略当中，美国国内(国会)的贸易保护呼声从来都是需要满足的要求。如果参加本次匹兹堡G20峰会的大多数国家因为惩罚的对象只针对少数国家而达成一致，纵容贸易保护主义披上“平衡全球失衡”的外衣，那么全球经济的真实复苏将受到重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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