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记者在香港联交所咨询平台上看到，从8月10日开始连续两天下午，国美电器的股份在二级市场都出现了大单买入，涉资千万(据昨日《法制晚报》报道)。

　　香港投资者的大量进场，可以解读为对香港证监会冻结黄光裕夫妇资产的坚定态度，给了投资者信心。

　　根据香港法院的制裁决定，黄光裕一案极有可能是因资金界限混淆问题而引发，也就是随着个人市场欲望的膨胀，黄光裕渐次模糊了个人资产和企业资本间的边界，并在对资本市场的过度青睐中，最终违背了股份企业最基本的商业契约。与之在内地的资本运作始终尚未被惩处相比，其长袖善舞的“人治”理念却在香港碰壁，是为两地财经司法监管制度差别使然。

　　回顾香港监管历史，为类似行为付出惨痛代价的非黄光裕一人。创维数码创始人黄宏生，就曾因伙同胞弟串谋其母骗取公司2500万股认股权及5100万元顾问费，在2004年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同样是在企业拥有控股地位、同样是身兼“主席”重任、也同样是向“自己”企业的资金“动手”，两位企业精英的陨落轨迹如出一辙。

　　中国内地有很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初期，他们视企业为“独子”，这一“血缘关系”也成为企业能够被做大的根本因素。但是随着企业具有了一定的生产规模，特别是成为多股东的股份制公司后，企业创始人与“独子”之间的关系，就在法律意义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作为一家股份公司，企业创始人也只能够对其投入的股份享有权利，而不能因个人权利伤害其他任何股东的利益。尽管这是一个基本的股份企业商业契约，但却往往与中国民营企业创始人的“家庭企业”理念发生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的惩处同样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只是这一手段看起来似乎显得过于惨烈了些。

　　不仅如此，国内很多民营企业创始人热衷于资本市场投资，认为后者的盈利速度与空间要远强于踏踏实实做实业。家电营销实体固然为黄光裕带来了第一桶金，而将其推上“中国首富”宝座的却是资本市场。一些主流产业主导企业沉迷于资本市场的暴富，这对实体产业的发展绝非好事。而与越界投资的欲望相比，对于违规者的惩戒，内地监管部门更多使用的是“警告、谴责、禁止入市”等词汇，鲜见付诸法律规制。

　　以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为例，若发生在内地，当事人一般只要退回款项就可以高枕无忧。即便是无力偿还，也可通过诸多变通方式免于追查。三九集团与关联企业曾长期占用下属上市公司25亿元资金，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相关责任人仍然可以平稳退休；电广传媒资金遭大股东“侵占”后，最终通过“以股抵债”的“创新”方式了结。

　　这种监管环境，让相当一部分违禁者逃避严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违规行为的隐性支持。类似的行为也被复制到了海外市场，但海外市场的法治构架相对完善与成熟，对各类涉嫌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非常之大。一旦民营资本家在掘金过程中沿用了固有思维惯性，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以身试法，将自己从神坛拉下马。

　　□马红漫(上海 财经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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