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上海分公司四名高级管理人员，因为涉嫌窃取国家秘密被上海国家安全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澳大利亚政府先是小心翼翼地作出姿态，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处理这一案件。可是，等到他们发现中国准备进入司法程序审理此案的时候，澳大利亚总理开始提高嗓门公开威胁，“我要提醒我们的中国朋友，中国同澳大利亚及世界其他商业伙伴的巨大经济利益也会受到影响”。(7月1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政府总理，不可能不了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但他还是这样毫不含糊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表明在维护本国企业利益方面，澳大利亚政府总理已经不择手段。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将如何应对，这一案件将如何发展？

　　针对跨国商业犯罪，许多国家制定专门的法律文件，在搜集证据、侦查起诉等方面作出特别规定。在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体系中，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款。国家安全机关参与办理此类案件，很容易把普通商业犯罪案件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从而给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提供借口。所以，我们建议尽快制定专门的跨国商业犯罪法律规范，进一步明确跨国犯罪侦查机关。这样做既可以在处理跨国商业犯罪案件的时候，根据国际惯例采取强制措施，让相关国家的政府官员无话可说；同时也可以给司法机关侦查和起诉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让他们从容地搜集证据，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在跨国犯罪案件中，一般都有贪污贿赂的犯罪情节，也有商业贿赂的内容，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贪污渎职贿赂犯罪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则一般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样的诉讼体制既浪费司法资源，同时也容易挂一漏万，使犯罪分子利用司法机关配合中出现的漏洞，逃避法律制裁。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不仅要查办政府机关公务员贪污渎职贿赂案件，而且也要侦办商业机构包括一些私人公司的犯罪案件，由于办案机关单一，在证据搜集和整理过程中，不会出现重复办案浪费司法资源的现象。所以，建议尽快修改检察院组织法，修改刑事诉讼法，扩大检察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方面的权限，把所有涉及经济犯罪的侦查工作都移送给检察机关。

　　总而言之，在办理跨国商业犯罪案件的时候，既要有专门的法律依据，同时也要有相对统一的办案机关。而所有的跨国商业犯罪案件，都应该由检察机关统一负责侦查。这样既可以淡化跨国犯罪案件中的政治因素，减少中国政府的国际压力；同时也可以全面收集相关证据，提高打击犯罪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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