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青蓝

　　由于国内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向个人征收物业税从法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物业税这个名词很香港，因为香港把“房产”称作“物业”，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个税种的舶来品性质，而香港的制度又大多拷贝自英美。舶来品无可厚非，中国的社会、法律制度，无论巨细，鲜有不是舶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后起之国，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是很自然的，也是其超越先进国家的后发优势。然而，问题就在于我们拿来的时候，常常不得不面临南橘北枳的问题。

　　土地公有是物业税的难题

　　物业税的合法性是其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欧美国家之所以征收物业税，是因为土地是私有的，土地的转让也是在个人之间进行，并不会牵扯到政府，没有土地出让环节的麻烦。而中国的城市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在将国有的土地交给个人或开发商使用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一个怎么出让的问题。如果不收土地出让金，土地以什么标准出让？

　　在计划经济时代，土地是以单位的名义无偿划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私营企业和个人，土地是无法“无偿划拨”的。土地的稀缺性，决定了在竞争状态下取得土地，必然要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在竞争中形成的土地市场价，如果不体现在土地出让金上，也必然以其他形式出现，其中必然包括开发商对官员的行贿和公关成本等。这个成本，只会比公开的“招拍挂”更高，而不是更低。

　　当然，政府如果抛弃一切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一定要把土地出让金合并到物业税，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操作，只不过这样造成的混乱比所得到好处更多。例如，政府该如何区分已交过七十年“土地出让金”的房子和没交过该笔费用的房子？“旧房”和“新房”的两轨制，将在市场上形成怎样的交易规则？市场对这两种住房如何估价？目前看来都很难预料。

　　如果真的要征收物业税，这个税种很可能是一个不取代现有税种的新税种，是政府开辟的新狩猎场。在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费中，土地出让金是占绝对的大头，其他的各种税费只占很少的比例，如果物业税只是合并这些税种的话，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物业税是一个新增税种，那将成为有房者的额外负担。

　　物业税不该增加纳税人负担

　　在欧美发达国家，物业税本来是一个好税种，好在两个地方：

　　第一，物业税是直接税，直接向财产所有人征收。直接税的好处是，人们必须明明白白地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税，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交了多少税。因此，作为纳税人，会对税率的变化敏感，对政府如何使用税收问题也最为关切，这种税收有利于在私人财产权和政府税收之间建立一种宪政关系。

　　第二，物业税作为地方税，有其内在的逻辑。为公民财产提供直接保护的是地方政府，而物业价值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有地方政府的功劳。由于地方政府改善了当地的环境、保证了市场秩序、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这些都促使了房产价值的提升。既然老百姓从居住环境的改善中受益，那么，政府也理应获得相应的报酬。

　　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业税是构建纳税人和政府之间契约关系的重要纽带，有助于将政府的职能建立在服务民众的基础之上，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同时，公众对税收的监督也是促使民主制度和地方自治形成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所说物业税好处的前提，是整个税收体制要有合理的结构。也就是说，税收结构应该以物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为主。要征收物业税，就应当同时减少流转环节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这样才不会增加社会的整体税负。

　　但在当前这个时机，财政部提出物业税政策，让人怀疑其真正动机是因为财政收入减少，而试图通过增设新税种来增加税收。有两个事实也许能支撑我们的判断：一是金融危机导致企业效益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同时，国家刺激经济的4万亿计划使得2009年财政收入减少。二是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使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锐减，加之耕地红线的限制，使地方政府可供出让的土地越来越少，地方政府财源枯竭，希望将长期稳定的物业税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不敢肯定出台物业税的背后动机，但作为纳税人，有必要对此保持警惕和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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