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目前，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并可能随时出台新的政策。在这些政策执行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王传纶：虽然我国政府这几年的预算赤字问题处理得非常好，但今年这么大幅度的财政刺激政策必然的后果就是借债要增多，可以说明年的预算赤字肯定会增加。那么这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物价变动？另外，通胀本身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今年隐隐约约的通货紧缩迹象，能不能恰好留出一个扩大赤字的余地？余地有多大？这些谁也把握不住。但我认为这还都只是表面的问题，我尤其关注的两点是：第一，银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迎来的稳健局面有所倒退。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盈利水平、风险管理能力等等都达到了空前的好局面，所以绝对不能为了某些短期的目标而牺牲这些机制；银行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银行出了事会带来全局性的破坏，修补成本会比前十几年的更大。第二，财政刺激政策也不是盲目填钱，而应该创造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奥巴马最近面对外界关于政府乱花钱的批评时说过，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不遗余力的修路绝对不是浪费，因为它能产生未来的发展的新动力。财政刺激内需必须有一定方向，能培育有益的内需，能使需求对投资、消费结构以及部门生产力、东西部区域的结构产生良性的作用。我很高兴的是，从最近的政府报告和出台政策来看，目前中国政府是考虑了这些问题的，虽然有难度，但政府把握得还是很到位的。

　　记者：您在近60年的教学生涯里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弟子，请问您对当前形势下的财政金融的从业者和学子寄予怎样的期望？

　　王传纶：谢谢。刚才我提到了财政和金融的学科建设其实是一直紧随经济生活里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问题的变化，在两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突破。所以每个时期，从我们教员的角度考虑，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有所侧重和有所变化。最近几十年的趋势在于我们对宏观与微观问题理解的深入。比如说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时候似乎很强，有时候又很弱，而且越来越难把握，这就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冲力、传导途径以及最后力度的落实点，是动态变化的，并且在不同外部条件下也表现不同，这些都和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的反应有联系。所以，高要求地来讲，我认为财政、金融监管工作者务必要眼光深入一些，通盘考虑一些细节问题。

　　再比如，最近的金融创新发生了很多问题，大量的新产品，包括CDS、CDO等等，都暴露出了风险问题。客观想一想，金融创新的初衷是什么？那是为了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使经济活动向将来走得更远。那么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摆在我们面前，为了控制、分散风险，避险工具独立地、超速地发展，成为金融创新近几年的一大特征，后来再疯狂演变成为某一个公司、某一管理层攫取不正当利润、赌博盈利的工具。如此一个自然的金融发展过程，最后的结果却很令人失望，这不能排除很多金融人的意识上的问题。一些金融人只看到微观的锱铢，没有看到全局的大义，损害了系统的安全，也最后损害了自己。所以，未来一个阶段，我希望在整个财政和金融界里能培养出一大批，而不是几个，既能看到大的、又能注意小的、兼顾长远的学科人才，能够在创新的同时将财政金融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内的人才。只有这样的学生，在未来走上岗位后，才能真正吃稳这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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