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中国对美元本位制说不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09日 10:24 南方周末

　　张明

　　如果说金本位制天然会带来通货紧缩压力，那么美元本位制天然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要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就必须创设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这篇文章是中国政府领导人首次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方向表明态度。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风雨飘摇之际，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中国的声音自然格外令人瞩目。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牙买加体系或者美元本位制，特征是由美元这种信用货币来充当全球货币。美元本位制实质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是黄金与美元的双挂钩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施可调整钉住汇率制。

　　随着日本、德国在1960年代开始崛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面临“特里芬两难”——难以平衡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与对美元汇率稳定的需求。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全球范围内需要更多的美元流动性。作为一种国别货币，美国只能通过经常账户赤字输出美元。而最终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累积，其他国家将对美元汇率感到担忧。这些国家会用手头的美元向美国政府兑换黄金，当美国本国黄金储量难以应对巨大的赎回需求时，尼克松政府宣布单方面停止黄金与美元可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分崩离析。

　　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国政府不再承诺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其他国家政府基于相对实力以及制度惯性，继续对美元这种信用货币保持信任，从而延续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可以从美元的国际使用中征收铸币税，但是必须放弃平衡经常账户赤字的努力。

　　在美元本位制下，依然存在特里芬难题。为了维持世界经济繁荣时期的国际流动性需求，美国必须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但后者意味着美国的净对外负债上升。如果美国的净对外负债上升到一个被普遍认为不能持续的水平，则其他国家将不愿意继续持有美元，美元将被迫大幅贬值。

　　周小川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但凡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均不能解决特里芬难题，这是因为储备发行国不能平衡国内政策需要与世界经济发展需要。而本次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全球流动性泛滥压低美国金融市场长期利率，从而出现罕见的房地产泡沫与衍生品泡沫。因此，“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的必然”。如果说金本位制天然会带来通货紧缩压力，那么美元本位制天然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要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就必须创设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

　　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早在19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生之前，就产生过英国的“凯恩斯方案”与美国的“怀特方案”之争。与黄金美元双挂钩制的怀特方案不同，凯恩斯明确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以及国际清算同盟的设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凯恩斯方案提出的初衷是为了削弱美国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更好地平衡其他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利益。然而现在看来，凯恩斯方案的优越性在于避免由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从而可以避免特里芬两难的出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元本位制屡遭冲击之际，总是有人会追忆与怀念天才的凯恩斯方案。

　　事实上，为了缓解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潜在风险，IMF早在1969年就创设了特别提款权(SDR)。SDR利用美元、欧元、英镑、日本四种货币的加权篮子定值(四种货币的比重分别为 44% 、34% 、11% 与11%)，用于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结算，成员国也可以通过SDR来暂时平衡国际收支。在一定程度上，SDR具有交易媒介与储备货币的功能。

　　为什么SDR未能逐渐做大呢？一个根本原因在于SDR的分配机制与份额挂钩，由于IMF按照基金份额来分配SDR，导致绝大部分SDR由发达国家持有。而发达国家的货币通常是硬通货，它们没有很强的动力去扩大SDR的使用。正是由于分配机制的问题，导致SDR的功能不能得到扩展，使用范围始终未能扩大。

　　但尽管如此，以SDR为代表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很可能代表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只有超主权储备货币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而面临的国内政策与全球需求的冲突，才能从根本上避开特里芬两难。一方面，超主权储备货币能够把美国从N＋1的角色上解脱出来，使得美国可以通过汇率变动来调整国际收支失衡；另一方面，超主权储备货币也能增强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避免美国的通货膨胀通过实质性的汇率钉住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从上述意义上而言，超主权储备货币有助于缓解目前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

　　如何做实SDR

　　周小川关于扩大SDR功能与使用范围的提议，得到了来自金砖四国以及IMF的响应。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SDR由一种日薄西山的陈旧工具逐渐做实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替代品之一。

　　首先，目前SDR钉住的货币篮子的货币数量太少，只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要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必须首先扩大SDR的代表性。这意味着应该把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装入定值货币篮，并以GDP以及对外贸易规模等作为权重考虑因素。当然，由于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全面开放、人民币并非完全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币进入SDR定值货币篮，但有些制约因素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有些取决于中国与IMF的谈判。

　　其次，“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与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有助于显著提高SDR的地位，尤其是在美元汇率走势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的前提下。例如，如果全球原油交易以SDR计价，则原油价格波动性可以被显著降低。由于货币篮子扩充后的SDR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了一种资产的全球购买力，因此，用SDR来计算一国外汇储备的市场价值，要比用美元来计算更加合理。

　　再次，要扩大SDR在全球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使用范围，这意味着SDR除了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的结算外，也要进入私人部门的跨国结算。这不但意味着要显著扩大SDR的发行，而且要求SDR的分配更加合理，使得更需要国际流动性的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SDR。

　　第四，要通过推出以SDR计价的金融资产来提高SDR作为一种储备货币的吸引力。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注意到王岐山副总理在《泰晤士报》上的发言，就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在支持IMF发行以SDR计价的债券。除了要求将对IMF的增资与IMF的治理结构改革相结合之外，中国之所以在对IMF提供贷款的方面有所松动，用意在于通过向IMF提供贷款(以SDR计价)来适当规避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美元汇率风险，并积极提升SDR的计价货币地位。

　　第五，周小川指出，“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这种提法非常重要，实际上意味着SDR将成为一种由外汇储备资产支持的国际储备货币。

　　替代选择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除要求创设超主权储备货币，提升SDR职能与地位之外，中国加速了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的步伐。

　　在区域化方面，2009年2月22日，东盟10＋3特别财政会议在泰国普吉联合公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将东亚共同储备基金由800亿美元提高到1200亿美元，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监控实体，并将共同储备基金的使用与IMF条件性贷款的挂钩比例从目前的80%进一步降低。这一行动计划标志着东亚区域金融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国际化方面，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六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总额6500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中国也在加快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工作。

　　自去年年底以来中国政府的密集行动表明，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来降低在国际贸易金融领域对美元的依赖程度。毕竟，建议超主权储备货币需要全球各主要国家达成共识并形成集体行动，短期内推动起来非常困难。相比之下，由于东亚国家面临共同的困难与风险，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要更加顺利一些。而人民币国际化则直接取决于中国政府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意愿与动力。甚至有外界评论认为，中国推动超主权储备货币不过是在明修栈道，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才是暗渡陈仓的题中之义。

　　我们认为，现在既是中国加速国内结构性调整，确保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布局全球金融战略的宝贵机会。中国的全球金融战略包括三个层次，由内向外分别为人民币国际化、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因此，中国关于超主权储备货币与IMF改革的提议并非与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的努力相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三管齐下的一种战略举措。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